寻找走出贫民院的道路

【西德《法兰克福汇报》４月２４日报道】题：阿尔巴尼亚寻找走出贫民院的道路
西德访问者在地拉那的文化宫也为阿尔巴尼亚民间艺术所吸引。但是，阿尔巴尼亚的古典芭蕾舞更确切地说明了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世隔绝使得这个国家失去了榜样和标准。
但是，在去年１０月份才在地拉那中心广场上竖起来的约８米高的受崇拜者恩维尔·霍查塑像的阴影下，人们在不令人注意地努力突破４０多年的自我孤立。
最近的一次突破是本月初出现的：从那时起，在法兰克福和阿尔巴尼亚首都之间有了汉莎航空公司的直接航班。
阿尔巴尼亚政权不愿意象在六角形水泥块组成的狭小的飞机滑行道上的中型飞机那样灵活。霍查的后继人阿利雅领导下的党为纪念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创始人所做的事，超出了崇敬所要求的程度。在霍查死后３年，值他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６日诞辰８０周年之际，不仅为他的闪金光的巨大塑像揭了幕，而且在５００米以外开放了霍查纪念馆，似乎新塑像边上的国家博物馆对这位被纪念者来说还不够荣耀。新的纪念馆是全国最雄伟、最现代化的建筑，用石头、钢铁和玻璃建成，顶端上有红色的火炬，整个建筑好象是模仿英雄公墓里通常设置的那种常明灯造成的。内部用铜装饰得富丽堂皇，用白色大理石雕塑的霍查人像的周围，在四层台阶上陈列着对这位独裁者来说是重要的物品，尤其是他本人
——数以百计的照片。个人迷信造成的混乱，只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位国家缔造者真正的功绩上引开，扩音器里响着他的讲话和掌声，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这位人民的宠儿舒服地坐在藤椅上钓鱼，他正从水中抽起钓鱼线，一下子钓上２条鱼。
一位谈话伙伴私下说，在阿尔巴尼亚“既不讨论阿尔巴尼亚可能实行的，也不讨论苏联的公开性和改革”。戈尔巴乔夫并不能动摇他对斯大林的印象。对变化根本就不谈论，变化的必要性受到否认——可是，变化实际上在发生。在新的报刊中心的前厅橱窗里没有再放那么多霍查在８个党代会上所作讲话的照片。门房里友好的警察不再高举拳头表示共产主义的致意，而是用世界通常的姿势欢迎好奇的人们。同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在一起，已经有那么一点点透明度的感觉了，当然，使用俄国的公开性一词还不适当。
有２６种地方版（其中一种是希腊文的）的党报每天只出４版，头版都是官方的东西，来自外国的消息登在最后一版上。中间两版刊登编辑部的报道，这些报道中包含着许多批评。“不，不是批评政治家，而是批评问题——而在问题的背后总有政治家”，有人这么说。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中央委员，电视台台长甚至连党员都不是。在一个有１２万党员的国家里，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不管怎么样，在３００多万总人口中党员占约３．５％是低于一般的共产党国家的。对于一个在风景和历史上具有如此强的吸引力的国家来说理应发展的旅游业，却受到限制。就连享有开明的名声的副外长普拉卡在谈话中也拒绝搞这种旅游。对单独开着汽车到处转的外国人的恐惧感深深地埋在政治家的心里。
从前自然环境纯洁的这个欧洲贫民院，现在变成了欧洲的环境受污染的贫民院。大小烟囱冒着黑烟。在爱尔巴桑，一家镍工厂把１／４需加工的原料未经过滤就倒入被染成红褐色的山谷。在没有工厂的地方，例如在地拉那市中心，老掉牙的、但不可缺少的公共汽车（阿尔巴尼亚人不许拥有私人小汽车）在污染着空气。
联邦共和国为这个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去年提供了６００万马克，今年１０００万，另外还有１０００万马克资本援助。在普遍上班的时间即７时至１５时街上也聚集着人群，他们沉着、机灵。在个人交往中他们有礼貌地、有时是友好地微笑。熟人相见时，男人互相友好地，有时是过于热情地亲脸（妇女不太引人注意），然而，看不到真正高兴的面孔。
在街上，就是在上下班时间也很少看见孕妇，虽然阿尔巴尼亚的出生率为２．１％，是欧洲最高的。显然，怀孕的妇女比一般妇女更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晚上，尤其是农村里，在散步或闲站着的人中，男人比妇女多１０倍。妇女毫无例外地都参加工作。因为吃奶的婴儿从第３个月开始送托儿所，所以母亲们在总共６个月产假后据说在第１年把工作时间减为６小时。
在城市和农村做低贱工作的妇女有这种额外的家庭负担，其原因据说是妇女“比男人勤劳”。离平等还远得很：“这种革命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完成的。”人们感到自豪的是，在领导机关中妇女占１／３到将近１／２。在教育和卫生部门，工作人员４／５是妇女。
阿尔巴尼亚人似乎对自己的处境是满意的。据副外长普拉卡说，同从前的伙伴中国的关系也重新正常和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