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新时代》周刊文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思维

【苏联《新时代》周刊第１８期文章】题：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思维（作者
历史学博士叶·巴扎诺夫）
即将举行的３０年来第一次苏中最高级会晤将结束两个大国研究国际关系新思维战略的激动人心的，真正充满荆棘的过程。我们对我们本国的对外政策方针有一个概念。至于中国，它在世界事务中的观点和立场的演变情况如何呢？
中国领导的立场仍保留了一些先前的因素，例如，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中国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态度仍有差别。指责莫斯科造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严重威胁”，说什么不消除这种威胁苏中关系是不可能正常化的。这指的是所谓的“三个障碍”。
然而，尽管有上述各因素，中国政策上发生的变化还是令人惊讶的：采取了从对抗向克服分歧与在国际舞台上合作过渡的方针。
在我们看来，先前的方针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项任务不能并行不悖是导致中国修改对外政策战略的主要原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以后几年的实践证明，要解决国内问题，需要一些相应的外部条件——压低同外国的争论、确保中国边界的平静局势。要现代化就必须使对外经济联系多样化。如果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针为中国逐渐放弃先前的政策创造了客观前提，那么中美关系中的分歧越来越多这一情况显然是修改中国战略的直接推动因素。从理论到实践·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论点开辟了新政治方针的道路。
在对美国方面，变化表现在加强了中国对争端所持的立场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同美国保持距离。北京更加坚定地坚持本国对外政策方针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此同时，苏中关系有了一些进展。１９８２年秋，达成了关于苏中进行政治磋商的协议。去年，两国的贸易额提高了５０％，两国代表团在长期中断后举行了第一次互访。北京采取了同社会主义大家庭所有国家（越南除外）接触、恢复同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系的方针，并声明，中共建立同外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不取决于他们接近苏共。
中国领导在加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方面也作出了有力的努力。
然而中国在改变其对外政策的许多做法时，并不想损害同西方的联系。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中国成功地使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作了重要的让步。双方的关系稳定了并且继续充实了物质内容。各个方面，也包括军事方面发展了接触。
中国领导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上继续前进。然而在中国同西方和东方，主要是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中并没有取得平衡。对苏联改革作出的反应·最近，中国的对外政策又出现了变化，其中包括对待苏联、对待在“大三角”（苏联—美国—中国）范围内的相互关系、对待全球性安全与裁军，对待某些地区性冲突的态度。
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变化是对苏联的改革作出的反应。首先是苏联直接对中国方面发出的各项对外政策倡议促进了北京对外政策思维的演变。看来，苏联在解决阿富汗冲突和柬埔寨冲突方面采取的建设性步骤给中国领导人留下了特殊印象。
苏联在中国之后也采取了在国内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方针，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两国尽管各有特色，但是改革却促进了意识形态分歧的克服、促进了崭新形势的形成，对对方成就的需求，取代了相互削弱的做法。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全部战略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也有利于在中国树立苏联的新形象。在这方面，两国优先考虑的事情接近了，即两国不再以两大体系对抗为重点，不再使国与国的关系意识形态化，不再将本国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另一方。苏联和中国现在承认世界多元化、人类不可分割、一切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同等安全、在国际关系中平衡的重要性、体系与体系之间必须只能用和平方式进行竞赛、共同努力解决威胁我们文明的全球性问题。苏共和中共同意，一切共产党是平等的和独立的，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任何人都不占有最高真理，都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这些立场中的若干点，是中国先于苏联制定的。其他因素·诸如苏美关系的改善、国际形势的普遍健康化这样的因素，影响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和总体上的中国对外政策立场。北京得出结论：国际关系的缓和可能带有长期性并且引起世界舞台的重大变化。作出这一结论的根据是：当前的缓和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并且反映了苏联和美国的根本利益。对这一进程不置可否简直是不合逻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促使中国政策发生好转的重要刺激因素。现代化的需求，尤其是近来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复杂情况这一点，继续影响了中国的立场。倡议·１９８８年即将结束时，中国领导提出了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构想。这一构想规定各国之间的关系转而实行和平共处原则。照邓小平的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对缓和世界紧张形势最感兴趣。必须指出，中国自己已经在裁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