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银幕的新面貌

【英国《卫报》４月２日文章】题：“公开性”政策给苏联银幕带来新的开放（作者马塞尔·马丁）（原编者按：马塞尔·马丁是国际影评协会主席，他有机会观看了许多苏联近几年摄制的影片，下面是他对变化迅速的苏联银幕所作的报道。）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不仅使一些被禁影片搬上苏联银幕，更为重要的是，它推动了许多触及被禁题材的故事片和纪录片的制作。
如果人们认为苏联制片人只是在１９８５年才突然采取较批判的态度，那就错了。在此之前若干年，许多影片有时采取相当大胆的态度处理一些被认为是敏感的题材（尤其是官僚作风、不负责任和日常生活困难），但是这些题材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的“停滞”年代，不仅苏联的重要思想家认为是允许的，甚至是批评分析家的目标。这类批评在以一般公众为对象的影片里是司空见惯的，而在对外放映的影片中却很少见到。
影片被禁或限制发行的原因各不相同。有时是由于它真的涉及到敏感题材，如犹太人问题。这是亚历山大·阿斯科尔多夫的《女政委》和格列布·潘菲洛夫的《主题》被禁的真正原因。前者被指控进行“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后者有一个角色是想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另一些影片则是由于导演在描绘苏联社会时，背离了官方的乐观模式。
譬如，基拉·穆拉科娃的《邂逅》和《永别》被认为是“不够积极的”。但是，也许“公开性”政策在电影界的影响最迅速、最惊人。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一直任苏联影协书记的克里莫夫决心创造一种理想的气氛，使艺术家们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那么，近４年来的新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些影片在处理敏感题材时的大胆坦率方式。观众不必再去寻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导演可以直言不讳，而不必用戏剧性的隐喻来掩饰自己的想法。
这种思想革命的第一个标志是田吉兹·阿布拉泽的引起轰动的反斯大林影片《悔悟》。该片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生效前摄制的。搁置了两年后，终于与观众见面，便一炮打响。
１９８７年尤里·卡拉的处女作《战争迫在眉睫》对斯大林主义作了类似的批评。影片谴责了４０年代笼罩苏联的恐怖气氛。当时，任意搜捕所谓的“人民的敌人”。
叶夫杰尼·楚姆博尔的短片《谢多夫律师》（１９８８年）表现的是同样的时期，处理的是类似的题材。影片讲的是４个农民兄弟受到酷刑拷打，招供后被判处死刑。尽管他们的律师作了多方努力，仍被处决。影片的结尾放的是一段过去从未放过的历史镜头。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头目发表讲话，攻击市哈林及其一伙。
不够典型，但是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亚历山大·普罗什金的《５３年寒冷的夏天》（１９８７年），影片表现的是斯大林去世后获释的两名政治犯与其他获释犯人遇到的麻烦。影片揭露了贝利亚的最后罪行：他曾宣布大赦不仅对政治犯有利，而且对其他犯人也有利。弗拉基米尔·博尔特科的《他只撒过一次谎》（１９８７年）较直接地触及了真实生活。它描绘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画家。他在公开场合用含糊的语言发表有利于政权的讲话，在私下里，他受到负疚感的折磨，尤其是当他的好友，一位独立画家批评他违背良心，迎合官方的路线的时候。
向生活妥协的青年人的痛苦经历是最近摄制的影片的重大主题，虽然过去也有过这类影片。
瓦列鲁·奥戈罗德尼科夫的《贼》（１９８７年）讲的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为了哥哥参加摇滚乐队演奏，答应了哥哥的要求去偷一把乐器。以年青人为题材的新片，大多数都安排了一个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家庭环境：母亲早死，父亲是酒鬼。
在瓦西里·皮丘尔的《小薇拉》里，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工作过分繁重，播下了她放荡的种子。它以苏联影片从未采用过的方式表现苏联青年的性生活。
１９８６年摄制的一部影片，尤里斯·波德尼耶克的《做年青人容易吗？》在西方国家放映时，走到哪里轰动到哪里。本片的精彩片段是一群年青人听了一场摇滚乐后，毁了一列火车。
摇滚乐象野火一样燃遍苏联各地，目前，苏联约有３０００个摇滚乐队。人们很自然地把青年的不轨行为归罪于它。在另一部新片中，摇滚乐被指责为“毒害人民的新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