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报文章：人口突破十一亿的警号（上）

【香港《华人月刊》４月号文章】题：人口突破十一亿的警号（作者李正平）
中国人口部门测定，４月大陆人口突破１１亿，政府决定在这个月举办“１１亿人口活动日”。１１亿人这个事实包含着许多危险的警号，尤其经济方面，须对之透彻了解和早筹因应之策。后知后觉之误
近４０年来，中国人口急剧增加，在１９４９年时，中国人口大约为５．６亿，嗣后迄今，整整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增长率为２．５％。
在这４０年中，中国人口出现了３次增长高峰。第一次是１９５０至５８年，这时中国在经历８年“抗战”和３年“解放战争”之后进入和平时期，生产恢复，生活安定，医疗改善，加以当局不听经济学家马寅初教授有关控制人口增长的诤言，鼓励生育，以致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达２％。随后４年，因为当局施政失误，发生饥荒，人口出生率剧减，导致人口增长跌至谷底。１９６４至１９７３年这１０年，中国从大饥荒中恢复过来人民得以温饱，婚、育增加，当局又不予家庭计划指导，致令人口增长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平均每年增长率达２．７％。当局终于醒觉，开始采取断然措施控制，著名的一对夫妇只生一名孩子的“独孩政策”，就是在７０年代后期出笼的。７０年代后期至８０年代前期，中国的人口控制最有成效，平均年增率约为１．５％。但自１９８６年以来，又出现另一个生育高峰，人口增长率趋向回升，８６、８７、８８连续３年每年新增人口超过１５００万。
这次新的人口增长高潮要持续到９０年代中期，主要原因是与上一次人口增长高潮存在递延关系。因此正如大陆有关部门测算，１９９５年以前，中国人口会突破１２亿，２０００年达到１３亿。
西方先进国家早在５０年代就已普遍提倡人口控制，而且一直成效卓著，人口增长率长期稳定在不足１％水平，中国却等到７０年代才有类似的觉悟，这说明当局在人口理论及政策上，比西方先进国家至少落后２０年。大陆人口计划的失败，除经济文化落后，主要原因还是大陆当局盲目鼓励生育，以及对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太过后知后觉。难题纷至沓来
以亿计的大陆人口，在未达到双位数以前，就已经是贫穷落后和社会不安的根源，是现代化的沉重包袱，那么在突破双位数的１１亿以后，所有的难题将变得更严峻和纷至沓来。也许，大陆人口已经多到无法自我服务与管理的地步。·人口增长将呈失控状态。因为一、基数太大，即使在严厉推行“独孩政策”的今天，人口增长率为１．４—１．５％，每天亦要增加４．２万多人。二、事实上，近年来“独孩政策”已被突破，超过生一胎的夫妇大量增加，尤其在农村。生育潜流汹涌膨胀，很难阻挡。·“独孩政策”失灵，不易制订替代政策。随着改革的进行，要再藉严密的政治手段来推行该项政策已不可能。占人口８０％的农民认为，孩子既是其消费财，亦是其生产财，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制度下，他们对孩子的需求很高。今后在计划生育方面可能出现政策真空，政府在控制人口增长上缺少有效工具，管理工作将倍感困难。·人口质素进一步下降。大陆人口质素本来就不高，国民平均受教育时间只有４．６年，连小学毕业都未曾达到，文盲率为二成三以上。随着人口大量增加而造成的贫困与落后的恶性循环，文盲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不准出生人口”的社会病态。由于当局会更加致力于人口控制，而违反政策的“不准出生人口”亦会越来越多
。
这些人没有户籍，没有口粮，不能分配土地，入学读书和就业会很困难。他们长大后心理会失常，很难令他们与社会融合，更遑论热爱人群，热爱国家。此外，尤其在农村，溺杀女婴、遗弃女婴的现象将趋严重。而长此下去，人口的性别结构将失却平衡。长远将成灾难
由人口大规模增长带来的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则是立竿见影和显而易见的，而且就长远来说，许多将成为灾难。首先，抵消国民经济成长。现在大陆人口每年增加１５００万，这要消耗大约二成的新增国民收入。一，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极其缓慢，人民生活难言真正改善。二，由于新增的经济产量被大量新增人口所抵消，大陆在世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是不进反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九七九年居全球第一○八位；八五年降至一二六位。三，人均经济产量很少，国民储蓄率因而很低，亦就意味资本积累缓慢，难以扩大再生产。造成大量的隐性失业和高就业与低效率并存的局面。隐性失业在农村特别严重。据估计，现时大陆农业已剩余劳动力１．８亿人，到本世纪末可能达２．６亿。城市企业冗员充斥，估计约有２０００万人，为就业人口的１／３。城市企业的冗员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都属于隐性失业者。他们不是生产财，而纯粹为消费财。了解这个秘密，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十亿人口八亿搞饭吃，粮食仍然不足。扭曲分配和价格机制。本来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为了照顾那些对生产总量没有贡献的过剩人口，分配就只能拉平，多劳的人不可能多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