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好想大问题

【《香港虎报》３月２６日文章】题：在中国，囫囵吞枣地想问题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文人往往喜好想一些玄奥、抽象的大问题，而不怎么注意身边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这种倾向自古有之，在中国人的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因此，从心理上说，中国人习惯于综合思维。这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是从整体上想象事物。遇到某个问题，他们总是先全面考虑一番，然后再逐渐缩小思路，深入考虑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这种思维方式同西方人截然相反。西方人采取的往往是由具体到整体的解析式思维方式——就象几何学那样，从点到线，再到图形和立体。
有几个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在信封上写地址时，中国人的顺序是国家、城市、区、街道、门牌号码，然后是收信人的姓名。英国和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的书写顺序则恰恰相反。
同样，在讲时间时，中国人是先说年，然后再说月、日、时、分。西方人也是相反。
中国人的这种综合思维方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只要看一幅中国国画，你大概就能发现，中国画家泼墨时注重的主要是整体。西方的绘画则不然，因此它们往往比较逼真。
中国人虽然有许多发明创造，但却几乎没有提出任何相应的理论。中国的文人认为不能用整体论来探讨理论，因而觉得理论太粗俗。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脾性：如果他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想通某个问题，他们会宁愿使自己的思想处于一种虚无飘渺的状态。
为了确保政治上平安无事，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一直宁愿谈论第一宇宙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一点也不注意比较具体的事物。
自１０年前中国对外界敞开大门以来，许多新观念进入了中国，中国开始在许多新领域开展研究。有趣的事情接踵发生。
自１９７９年重新讲授社会学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弄清这个学科的界限，目前仍在讨论社会学的范围以及社会学同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
不难发现，中国一些大学的社会学系的教师喜欢大谈特谈“中国社会”，但对他们学校所在的城市的情况却一无所知。
最近，“发展”这个概念在中国成了热门话题。这个领域里的许多学者就各种发展理论争论得不可开交，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建立一套关于中国发展情况的可衡量的指数。
中国的报刊仅仅因为一些地区的彩色电视机数量增加了就认为那些地区取得了发展，看到这类报道确实令人感到可悲。
在过去１０年的经济改革中，中国究竟有多少经济学家提出过解决实际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呢？
希望寄托在新一代身上。
让年轻一代放开手去干吧。他们一定能找到一种办法，打破旧传统的禁锢，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迎来一种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