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改革：从实际出发审慎推进

民主化有进展
【本报讯】意大利著名记者维奥拉最近访华后发表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看法，他说：
我每次来中国访问，人们都同我谈及政治改革，但始终没有看到大的动作。我觉得四五年前是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好时机，那时候经济改革比较顺利，物价上涨等问题不太严重，党的威信比现在高，群众的气也比较顺。如果那时搞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中的问题也许会少一些。
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目前中国广大群众对改革中出现的不良现象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需要十分谨慎，弄得不好会引起社会动乱，过了这个阶段情况会好一些。
大部分采访对象谈话都比较开放，这样的谈话不要说在１０年前，就是在几年前也是很难想象的。在象中国这样的大国，人们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是非常正常的。尽管我有时并不完全同意一些人的观点——如有人认为应该加速政治改革的进程，我则认为现在不是时候——但这至少表明中久国的民主化有了新的进展。这种中国式的“公开性”不象苏联那样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而是在悄悄地但却是扎实地进行着。互相配合促进
【墨西哥《至上报》文章】政党如不进行改革，如不能适应新时代，就会僵化，最终将会从政治地图上消失。中国逐步变革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执政的共产党和政治结构的改革。没有这种改革，任何经济改革都不可能取得进展。
【香港《快报》３月２７日报道】不前，中、美、苏三国的学者在美国举行了“社会主义改革讨论会”。很多学者指出，苏共在政治改革方面颇为积极，但如不能使人民在经济上因改革而获得实际利益，恐怕会影响整个改革的前景。另一方面，中共的经济改革颇著成效，但政治改革如不能同步推进，经改的成就也会黯然失色。希望神州大陆的改革带来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
【纽约《中报》社论】大陆的经济机制眼下正处于新旧模式胶着运行的不稳定状态之中，如何进一步创新，是中共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等也须要紧紧跟上，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警惕激进过热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文章】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往往是在经济现代化趋于完成时才真正开始。民主是现代化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１０亿人口的大国，问题错综复杂，也不是靠想当然的民主、自由就会使改革成功。中国的现代化的实现，与其它现代化国家相比，将是一个更加漫长、迟缓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将意味着更多的，乃至一两代人的牺牲。若看不到现代化过程的曲折、痛苦，只希望尽快享受现代化的成果，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也是造成在改革过程中理论上“饥不择食”，实践上“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
【日本《朝日新闻》３月８日文章】中国今年将迎来建国４０周年，现在所处的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从未有过的。一般认为，若想有规律地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十分重要的。当然，必须警惕激进主义。中国的事常常容易过热。冷静地、沉着地前进，就不会过头。
【香港《明报》２月８日社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两条腿走路”，相辅相成。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一套既明确也明智的政治改革构想，却未能付诸实践，结果，改革的“主攻方向”一直偏重经济，成为“一条腿跃进”。政治体制改革诚然应该“审慎地推进”，但如果过分审慎，就寸步难行。变人治为法治
【共同社东京２月２１日电】（记者伊藤信发自北京）
中国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正在寻求“从人治转变为法治”。但是，今天仍然是“人治”的因素强，官僚拥有庞大的权力。
【奥地利《新闻报》文章】可以肯定，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失误，就是长期来过份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和令人敬畏的共产主义思想，而忽略法制。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利用最新技术、西方的管理方法和市场走向现代化，需要的是可靠的法制。“关系学”同现代化是无缘的。
【香港《信报》文章】中国是一个正在建立完善法制的国家，要求上下官民以法治国，对付任何非法违法事件，包括官商在内。
实际上，清理整顿官商的法律依据，目前不是不存在，而是相当多。执法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领导干部中间法治思想薄弱、人治思想包袱沉重。人治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好用灵活性的政策，好用简化的行政手段，去解决国家的大事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