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无能虚伪专横

【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２月１９日文章】题：我谈的不仅是自己
——塔季扬娜·邦达连科对马祖罗夫的采访记
问：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您作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作为政治局委员同勃列日涅夫在一起工作了１３年。您的这一段莫斯科经历如何？
答：在一次全会上，在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之后，我曾提出意见。我认为，不能把全部权力集中在一个人、党的领导人的手里。
因为，如果政策不正确，人民就会把一切缺点和失败同党联系在一起，而这对社会是有害的。
在经济方面，当时在柯西金的领导下我们开始想到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发展了由赫鲁晓夫起的那个好头。但是后来，改革逐渐销声匿迹了，瓦解了。而列昂尼德·伊里奇不太支持这件事。许多事情仍然是第一把手说了算，虽然我也不赞成把政策人格化。遗憾的是，我们领导人主要操心的是树立他的个人威信。
“领导人需要有威信，你们帮帮忙吧”，他在小圈子里说。但是，这里的帮忙是指特殊的某件事。例如，波德戈尔内有一次对我说，列昂尼德·伊里奇要求波在他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讲话时讲到某个地方就站立起，从而使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以便鼓掌。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动机，不愿意同别人分享威信，他在２３次代表大会之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说：“我做报告，你们大家听报告，这是我们对党的总结报告。因此不需要你们发言。就是柯西金同志可以谈谈五年计划，其余的人不需要谈。”
我们勉强地同意了。而到２４次代表大会时，这一“要求”已成为法律。
问：通常认为，勃列日涅夫是个无能的人。然而党政大权许多年来集中在他手里。这种怪现象如何解释呢？
答：勃列日涅夫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不具备一个杰出活动家的品质，他只能算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制度下的一个好学生。他利用这种制度的方法，得以使政治局处于第二梯队，剥夺了它的决定权。实质上我们处于无发言权的地位。
下一个阶段是限制行动。例如，我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０年视察了俄罗斯联邦的２９个州，到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后来到过克麦罗沃州。但回来后，列昂尼德·伊里奇把我叫去说：“你到克麦罗沃去干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他于是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整顿。应该使政治局知道，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要由政治局决定。并且事先要说明，他到那里去千什么。”人们开始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要作这种规定？要知道，我们都是国家和党的领导成员。
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依靠的是书记处，而不是政治局。按传统作法，书记处是做组织工作和检查决议的执行，领导干部的配备。而现在，一切都由一批书记们事先作出决定。书记处抢在政治局前面处理问题。往往是这样情况，我们出席了会议，而勃列日涅夫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应该如何如何做。于是书记们说：是的，是这样，列昂尼德·伊里奇。于是政治局委员们只好同意。
问：怎么会让勃列日涅夫掌权这么多年？
答：怎么会？当时赫鲁晓夫解职之后，找不到人选。于是产生一个问题——谁来接替？勃列日涅夫是第二书记。他为人和蔼可亲，仪表堂堂，善于同人交往，从来不发火。经历是，参加过整个战争，战前是党的一个州委书记。是个合适人选。但主要一点——他不是一个非常权威的领导人，这到后来才发现的。很可能，他感觉到这一点，才猜忌柯西金。
问：在７０年代末，在塔斯社发表的官方消息中，您的名字逐渐消失了。
后来，说您退休了。您当时是６４岁。这对一个政治局委员来说，退休是早了些。为什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我开始很难同他共事。在同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了几次谈话后，事情就最后决定了。我们由于职务关系常接触一些秘密消息。有一次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他的女儿在法国表现不好，从事某项投机活动。在这之前也有许多传闻。于是我去找勃列日涅夫，想按同志方式劝说他，应当处理一下家教。我提醒他，他的威信，就是我们的共同威信。
他严厉地责斥了我，不要我干预他的事情……最后有一次我们互相说妥，不愿再在一起工作了。我写了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