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刊记者访华后撰文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慎重考虑中国特色

【苏联《新时代》周刊第１至第４期连载文章】题：中国北京广州西安上海深圳之旅（记者加纽什金、古特尔和伊格纳坚科）
我们发现，中国在经济上、经营管理上的思想和实践的民主化，超过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思想的民主化。所有这一切就是“中国特色”。中国朋友们已从“文化大革命”漫无节制的“民主”方面学到了痛苦的经验。
与我们的改革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经济改革之后，并且是出于加速前进的经济改革的迫切需要。原因是：发生根本变化的经营条件与僵化的行政命令体制以及党和国家部门中的官僚主义发生了抵触，使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面临着威胁。和我们的改革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并且在许多方面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在多民族中国进行的根本改革，具有一股强大的和长期积蓄起来的进行真正革命性变革的力量，因为在打破陈旧的结构和体制之前，打破了过时的意识与思维模式。要知道，现在党内的４７００万党员中，２％的人是专业领导干部。因而，需要有象邓小平同志和他的志同道合者这样一些中国改革的海燕和先行者那样的远见卓识以及党和国家的大无畏精神。对于下述现在已众所周知的思想，他们本人应首先认识到，然后把之公诸于众，这就是：如果党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职能上，停止包办代替它为合理组织社会生活而建立的机构，那么，党不仅不会丧失威信，而且还会增加自己在社会中的执政作用。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起步。
如果比较一下我们两国的改革是适当的话，则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显然超过中国。
我们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中国朋友在经济方面超过我们，但在政治改革上更谨慎，采取渐进方式。在这方面，各种各样的对“中国特色”的考虑比经济改革方面更加仔细，而且还遵循自力更生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