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应该面壁五年（下）

我在大陆教书、设计工作及为农民做点事，有６年多了，从不多喝酒的，但我在中英草约签字的那晚，与台湾来的两个朋友一起喝到酪酊大醉，这是因为我们从小读书学校就告诉我们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国耻。如今这个国耻经过１４０多年终于雪洗了。您呢？那天晚上在做什么？写《世界公民论》？虽然以大陆上民主法治的程度，经济建设的成绩，以及共产党的政治体制，管理国家的能力等等，１９９７年接收香港似乎仍不够成熟，并不是一件绝对的好事，但我的大醉纯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心情。
此外，大陆上虽小有进步，但基本上仍是一党专政，还有官僚、腐败、特权以及最近的物价等问题，国内外人人皆见，但是无论如何在正负相抵之后，我对这个老、大而又年轻的国家的前途还是抱持希望的。虽然我来中国工作和政治无关，只是想为农民做点事，自己放手创作一些好建筑，但如果说这国家真没希望，“乱邦不居，危邦不留”，我早就回加拿大去了。民主、法制定要继续争取，老百姓生活要过得好，教育经费要提高，知识分子要礼遇，这些您、我以及千千万万的人都要不断地奋斗争取，但绝不是以您这种“亡国、亡文化、解散中国式的争取”。假如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真的沦落得如您说的完全没希望了，我会到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以表示我对国人、家人以及我自己的一个交代，说明我把我的黄金年华奉献给中国的这条路“走错了”的一个自罚和歉疚。但依我看这种日子是不会到来的。只要您这种对年轻人的虚无主义、亡国亡文化思想的毒害不要再加深就行了。
四。您在《争鸣》中说到“我看，当然邓小平是退休好，如果让他死吧这不人道，我不能赞成（大家哄堂大笑”。像您这种言论说得太失身分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不是贩夫走卒啊！再者，方励之是上帝吗？您让谁死，谁就死？您批谁活，谁就活？没有读过中国书的外国学者，乃至普通的一个外国人或中国人，也不会对一位８０多高龄的老人如此口出狂言。这是邓小平在位，你骂他他还让你周游列国；毛泽东在位，你敢说半句话吗？做人的基本原则都失去了，那还能算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吗？当然人皆非完人，邓小平有些地方也有争议、可批评之处，但我是佛教徒，邓、胡、赵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为千千万万的人平反了，为几亿农民改善了生活，为知识分子呼吁，这就是积了阴德。当然大陆上的知识分子受了共产党许多罪是我没亲身体会到的，目前对知识分子除了言论开放一点外，没有较大的实质上的改进尤其教育经费，但您也不能把气如此地出在邓小平头上，就凭他在３５周年国庆阅兵大典上大声疾呼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尊敬他。虽然邓小平的这个呼吁和理想，在大陆上推行至今成效并不大，而且他的理想反而在台湾老早实现了，那也好嘛！都是中国人，作为大陆在这方面的老师也好。再者，台湾目前１０年来储藏的一批３５～５５岁的绝对优秀的人才库，正好弥补大陆上建设人才的缺乏，尤其是３５～４５岁的文革失落的一代。但是中共如不早日下大决心提高教育费。礼贤下上，先尊重自己在大陆上的知识分子，赶快造成一种风气，那永远不能对台湾这批过剩的人才造成吸引力。即使来了也会和大陆的同年同行人有很大的隔阂。共产党中的中国传统封建以及苏联带过来的封建、官僚、腐化等余毒是都要打倒、要清除的，但毕竟竟中国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在走向康复之道时，要他马上去参加奥运的５０００米、万米赛跑，已经是操之过急（会吐血），而您更彻底要这个正在康复的人干脆再躺回到棺材里去，那可不成！还得请您先问问我们这些沉默的大多数（ＳｉｌｅｎＭｊｏｒｉ’ｖ）答不答应才行。当然我们批评您对８４高龄老人狂妄无礼，并不表示我们连您建议邓小平早日退休都不行，但依我们看来，邓先生大起大落三次，见过大山大海，到目前为止的种种人事上的布局都是想在青史留名，创一个“不在位终生”的例子，但我相信他有足够的智慧决定在何时退休，而且不会再犯毛泽东终生制的错误，以及体操王子李宁没有急流勇退而出洋相的教训（虽然是体委强迫他不退的）。但目前看来若他完全不管事，没有人能为改革开放及知识分子撑腰：尽管有人不服气，但他们恐怕还得要祝他健康长寿才行。
我在大陆工作６年多，没有进过毛泽东的陵墓，这种暴黍民脂民膏的东西我反对，台湾的“中正纪念堂”我也没进去，但我去过慈湖行礼。这一点读书人的骨气我是很坚定的。６年多来我明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过沧海一粟，但还是为农民和建筑界做出了一些努力和尝试。中央电视台１０月１０日（可能因为我是孙中山先生的敬仰者）播出了一个专题片《大地之子——彭培根》，内容也是在表现我明知困难而继续推滚石的意思，最后是用我亲笔写的一首诗做结束的，在您看来正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爱国婴儿病”的诗，但我要声明我爱的是黄土地和这土地上有坚韧生命力的同胞，而不是做过很多坏事正在改过自新的共产党。现在我把这首诗寄上。
目前大学生已经缺乏中国文化的根，这是共产党教育必然的自食恶果，全国上下大家争权，再加上您对大学生虚无主义和亡文化亡国思想的毒害，“上下交征利，而国危亡矣”。我支持您鼓励学生为民主为法治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而奋斗，让有心的人共同为培养年轻人接过传统中好的棒子，并且向西方现代的一切好的科技和政治经济体制学习，使得中华文化在学习了西方优点之后，在这个大熔炉再生一次，再次为世界文化做出贡献，为多少年来苦难的近代中国人以及８０年以前苦难的大陆同胞提供较好的生活和再生的中华灿烂文化。专此敬颂秋祺学弟彭培根敬上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９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