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华人》月刊文章：迅速采取正确措施扭转农业困局

【香港《华人》月刊２月号文章】题：中国农业危局探源（作者李正平）
中国最近十年的经济改革，是从农业方面开始，而且亦在这一方面取得最显著的成绩。突出的表现是主要农作物增产，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现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但是，由于中国农业固有的弱点，以及改革不彻底和政策失误，导致近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粮食产产量已经连续四年没有达到１９８４年的水平。中国必须迅速采取正确措施，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去解脱农业厄运，否则不仅农业生产和改革无法前进，更有后退之虞。这是大陆官方和人民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从表面上看，去年大陆粮食歉收的原因，主要是一、天灾，或旱、或涝。或风、或雹，全国受灾面积约为３亿亩；二、种植面积减少，据《中国商业报》资料，去年秋粮种植面积减少１３００万亩，占近１２亿亩秋粮播种面积的１％，且多属高产良田。减种加受灾，失收自然更加严重。
但是，如果从十年改革的政策与制度的实质性角度来看，则去年以及最近
几年农业形势不佳，是与政策失误和改革不彻底密切相联系的，前者反映出一种综合的农业病态，后者则是此一病态的根源。
政策失误，首先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盲目乐观，放松对农业的重视，在投资政策上放任自流。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农业进行改革，废除人民公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遂一年胜似一年，至１９８４年达到高峰。这使人非常乐观，认为“一包就灵”，农业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可以“吃大块肉，喝大碗酒”，高枕无忧。忘记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仍然很低，基础薄弱，还要靠天吃饭。
由于对形势估计错误，便放松了对农业的重视和支持，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工业投资急速膨胀的同时，农业投资却连年下降。投资收缩和不足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如水利失修，灌溉面积减少；化肥农药等支农产品生产不足，供应短缺；农业科研萎缩，土壤改良停顿，良种培育中止，耕作机械与技术的改良发明更是一片空白；交通不便。农民将此种情况概括为四句话：“水利老化，种子退化，土壤贫化，农机氧化”。
政策的另一项失误，是推行农产品价格“双轨制”。实行双轨制，是对以往的统购统销国家垄断政策的改革，有其可取之处，同时官方廉价收购农产品，目的是为了照顾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和工业生产的低成本需求。
但是，殊不知这样一来，农民生产的农作物不能以与市场价格相同或相近的价格卖与政府。自开放自由市场之后，有了比较价格，农民对价格因而变得敏感，对于将产品卖得最好的价钱以取得最大的收益的愿望亦就很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再用低价来收购便非农民之所愿，再加上通货膨胀和“官倒”作祟，农业生产成本剧增，农民再以低价出售产品就会赔本，农民的生产热情自然受到打击。农产品卖不到好价钱，收入减少，用于生产再投资的钱就会不足或缩减，削弱了农民依靠本身的积累发展生产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是造成种植粮食的比较利益偏低，农民不愿多种粮食。由于定购合同价的限制，农民种粮食的现金收益，还不如种水果、油料作物、饲养禽畜鱼类那样合算，种粮无利可图。
各地过份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亦是政策上的失当。近年来，大陆乡镇企业急速膨胀，吸收了大约８０００万农村劳动力，约占全国农业劳动人口３０％（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甚至占６０％），乡镇企业的生产值已超过种养业的生产值。
乡镇企业的急剧扩张，同各地的大力鼓励与扶持分不开。这些年，在“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和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念下，积极催谷乡镇企业，从原料、资金和税收等多方面予以照顾。本来发展乡镇企业是好事，是中国农村经济的出路之一，亦是大陆农民提高生活水准的重要途径。但是在短期内过份催谷，想一蹴而就，就会欲速不达、过犹不及。过急发展的恶果是：一、劳动力大量转移，许多地方壮男劳力经商打工去了，剩下妇女、儿童和老弱耕田，以致对土地的劳动投入不足。二、农村资金被吸扯到工商业方面去，导致农用资金短缺。三、盖厂房占用土地，令耕地大量减少。四、在乡镇企业这种较为现代的经济过度发展之后，农副产品的消费和工业用原料大量增加，造成供不应求，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中国的农业承包责任制比起先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来，具有很大的优越性，首先是避免了公社制的“吃大锅饭”、瞎指挥、“一大二公”等的反经济弊端，其次是恢复了农民的自由身和部分财产主权。
承包制则除土地产权不明确外，恢复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特征。第三是因此而刺激了农民的生产意愿。承包制基本保证农民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劳动，积极性随之提高，农业的调整性利益亦跟着浮现。
但是，分田到户，以农户为生产单位，实际上是回到中国千百年传统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有许多弱点的，如生产规模太小，资金有限，不能采用大型农机具和作重大投资，抵御自然灾害的力量亦薄弱。农业要大发展，还是要靠规模经济经营，土地集中，采用先进机械和技术，以及农工商的一体化等，而这些在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是欠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