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邹家华谈韬奋先生

【香港《大公报》１月１３和１４日文章】题：访邹家华谈韬奋先生（作者赵浩生）
数年前我到北京北方工业公司的展览馆参观，遇见一位年轻干练的陪同，主人介绍他是“小邹”，我冲口而出提到我记忆中最熟悉的名字问他：“是不是邹韬奋的邹？”没想到他就是韬奋先生的长孙。我当时激动地像见到自己的亲人。去年１１月，我又以见到亲人的心情访问了韬奋先生的公子——中国国务委员兼机械电子工业部长邹家华。在这次长谈中，我不但对这位使人在半世纪
后仍然感到激动、景仰、追怀的人物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更发现，中国革命家的第二代的经历虽然与老一代不同，但两代人建设新中国的愿望和为达成这个愿望所付出的努力并无二致。
以下是这次访问录音记录的一部分。
邹家华说：我１９３８年到重庆，先进小学，很快又进了沙坪坝的南渝中学，实际上就是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办的南开中学。念到初中三快要毕业的时候发生皖南事变，我父亲又走了。他当时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把５６个生活书店都封了，他在重庆没法待下去，便跑到香港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年纪大了些，读到初中二三年级。
父亲走了以后，母亲住在城里，国民党特务天天去。父亲没走的时候，他写文章、办书店、参加政治活动。礼拜六、日回到城里的家里，碰到日本飞机轰炸，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一起跑，跑到沈钧儒的侄子家的防空洞去躲警报。我们住的地方和陈果夫的家在一块，一个院子进去，一幢房子是陈果夫住，另一幢是我们三家一起租的，我们住在楼下。我父亲一走，国民党特务就天天往我们家跑，不断威胁我的母亲，我们感到住不下去了，就决定走，当时是１９４１年，我１５岁，弟妹都还小，母亲就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利用跑警报的机会逃走。从重庆过江到南岸，到了个汽车公司，坐他们的车子到贵阳，从贵阳到桂林，以后就是步行。有一位生活书店的同志陪我们，还雇了一个轿子，孩子们走不动的时候坐坐，经过榆林走到湛江，然后从雷州半岛坐船到了香港，当时是逃难，我们坐在货船的最下层。
到了香港我们就进培正念书。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珍珠港事变，当时香港的英军已经没有战斗力，日本人从东面登陆往西打，到圣诞节英军投降。
躲到香港后，我们和父亲分开了。母亲带着我们住在一个贫民窟。这是党的安排，利用贫民窟作掩护，父亲的生活一向由母亲照顾，和我们分开以后，母亲很不放心，就找到父亲，他当时住在一个饭馆里。日本占领香港开始的时候非常混乱。组织上决定把在香港的这批文化人救出来，分批把金仲华、茅盾等人从香港送到东江。组织上也专门派人和我父亲联络，把他救到东江纵队的地区。
他走了以后，我母亲也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跟着去了。我母亲非常辛苦，父亲因为工作和革命的需要都是一个人先走，我母亲总是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奔走。我记得当时离开香港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到东江纵队根据地，日本人搜查、盘问非常野蛮。最后总算平安到达，我们当时和父亲一块住在阳台山。在山上有两个寮，是草篷子没有墙，住了很多人。我记得有我们一家，还有于伶，我们就住在这么一个混杂的地方作为隐避。到了桂林以后，我弟妹在学校念书，我跟母亲住在乡下。他们礼拜六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组织对我们非常照顾。当时有韩幽桐、张友渔经常来谈父亲的情况，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从我父亲到我们全家，倘若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我们早就完了。
父亲在１９３７和１９３８年已经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入党的要求，周总理当时考虑，从党员的条件上来讲那没有问题，但是从当时历史的情况来看，还是从党外作工作。因为别人会认为你是党员，当然是代表党来讲话，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以客观的立场讲话，更具有说服性，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是按着这个要求来作工作，但在这个过程中，譬如在重庆时期，跟组织上的关系非常多，当时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到生活书店去作过报告，宣传抗战都有很大的教育影响。
我们１９４２年到桂林，我父亲在梅县，后来经过日本占领区从梅县到上海，当时上海也被日本占领，从上海到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从事考察，看到解放区的情况感到非常高兴，称这个地区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光明地区。当时国民党的扫荡战争非常厉害，他的病也越来越重，陈毅同志请示中央决定把他送回上海想尽办法治疗。他刚到根据地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只以为是中耳炎，回到上海以后才住院。当时我姑母在上海照顾他，动了手术。这时候我们知道了，就决定我一个人先到上海，后来我母亲带着妹妹到了上海，弟弟从桂林去重庆到八路军办事处，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安排，八路军办事处把他带到延安。在上海这一段我们看到父亲坚强地和病痛斗争，还在病案上继续写他到解放区考察的报道，最后是临终时的遗嘱。１９４４年，他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