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服饰就可以识别的人

【美国《纽约时报杂志》１２月１８日一期文章】题：模棱两可的亚西尔·阿拉法特（作者玛丽·科尔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今年５９岁，他发布命令，讲起话来声音清晰，逼人注意。他在电视台发表谈话时英语讲得很好，只是有时文字有误。
阿拉法特经常穿着人们熟悉的服装：草绿色工作服，头戴阿拉伯人的方格头巾，腰后别着马格南左轮手枪，脸上的胡须总象三四天没有刮过。但是，近日来出现了一些不同变化：头巾基本上别在衣服上面的右口袋上，另一块象围巾一样围着喉咙，据他说是为了防寒。胸前的口袋上插着一排笔，这副派头，看上去倒象一个阿拉伯商人，而不是讽刺漫画中微笑的恐怖分子。
现在，巴解官员私下说，制服和枪支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的东西，旨在使巴解强硬路线者和被占领土的人们放心，并未放弃军事选择。
阿拉法特的任务可能极其困难。早先巴勒斯坦人的空中劫持及暗杀活动成功地宣传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一种在当时几乎是不知名的事业。但这些活动也促使许多西方人把“巴勒斯坦”看成“恐怖主义”的同义语。但是，恐怖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问题，也许同样重要的是，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运动领导人所起的复杂而相互矛盾的作用，他既是象征，又是演员，既是政治家又是江湖医生。他从事的事业就是把巴勒斯坦运动捏在一起，灵活地运用模棱两可和微妙差别的语言，在利益完全不同的选民中采取一种骑墙的态度。但他也付出了代价。他一下成了一致意见的缔造者和这种一致意见的俘虏。他常常用一种躲躲闪闪的言词来消除分歧，结果损害了他的信誉。
今天，阿拉法特再次发挥着一种双重作用，既充当起义运动的象征，又充当这个运动中没有耐心的年轻一代的工具。最近，它在阿尔及尔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步骤：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含蓄地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及放弃恐怖主义。就美国人来说，虽然白宫开始称阿尔及尔宣言有“积极成分”，但美国务院后来说这些成分“模棱两可”。十一天后，国务卿舒尔茨宣布，美国不发给阿拉法特去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签证。美国人给阿拉法特脸上的这记耳光明显地表明阿拉法特为完成任务还必须走很远的路。
阿拉法特十分注意安全。当飞机降落时，他系紧安全带，纹丝不动地坐着。飞机一停，一名助手拿着一件棕黄色风衣突然出现，另一名拿着阿拉法特的手枪，他匆忙把手枪插进衣袋里，大踏步走下机舱。这时，早已恭候的巴解要人走上前去在他耳边低语几句，这个小个子主席点点头，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去。
阿拉法特从不事先透露他的行踪。即使在“家里”——突尼斯或巴格达，他也很少连续两晚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他行动总是在最后一秒钟作出决定，他还常常会拽着偶然与他谈话的人一起去骑马。阿拉法特１９２９年生于开罗。他至今在讲阿拉伯语时仍保留着开罗腔。他的童年是在开罗和耶路撒冷度过的，他在这两处的童年生活都“不很幸福”。当阿拉伯人在独立战争中失败时，他只有１７岁。阿拉法特和后来成为巴解领导人的阿布·杰哈德、卡杜米、哈利德·哈桑等人是在５０年代开始在科威特认识的。他们白天在科威特政府部门工作或经商，晚上搞地下活动。他们的组织——法塔赫起初只不过是一个要求解放巴勒斯坦和进行宣传的杂志编辑部而已。
自从１９６９年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主席之后，巴解组织的大部分领导权仍然掌握在法塔赫组建者的手中。他们过着孤独的生活，天天筹划着对策。他们的家属大多住在科威特、约旦、黎巴嫩等地方。卫兵成了他们的最亲密伴侣，往往比他们的妻子更了解他们的情绪。
阿拉法特比别人更甚，他的随从简直就象自己的家人。对于他的随从来说，他就是“父亲”。当他下楼吃早餐时，他的两名服役已久的卫兵——哈桑和阿巴斯身著军服站在餐桌旁，就在他的碗里究竟放多少玉米片的问题同他展开争论。这位巴解组织的主席坚持每日早餐都是同样的内容——玉米片茶加蜂蜜。至于放多少玉米片，他是不在乎的。路标的字是英国，提包上的字是中东问题，桥的字是联合国（原载南斯拉夫《信使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