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债应居安思危

香港《信报》说，鉴于中国还债的高峰期将至，应努力提高外债的经济效益，建立经济合理的层层调控体系和企业制度
【香港《信报》１１月２５日文章】题：大陆明年到达还债高峰期（作者何小锋）
中国外债的适当规模取决于使用外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虽然目前从国际上惯用的衡量外债规模的指标看，中国的外债总余额（约３００亿美元）、负债率（外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９％）、偿债率（还本付息额占外汇收入的比重，为７％）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从外债使用的经济效益来具体分析，则其严重性不可低估。
外债的经济效益是与外债的成本相比而言的，且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管理和生产风险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外债的成本。实际表明，中国在这方面仍有待改善。借款方式在各种借款方式之中，外国商业贷款占主要地位。资料表明，大陆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和１９８７年的商业贷款余额占外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６９．６％、６４．８％和６６．２％。该比重不仅数倍高于许多低收入国家，而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此而引起的利率水平偏高，显然加大了外债成本。借款币种在借款币种方面，由于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信息和认识不足，研究部门与实际部门脱节。中国外债在８０年代初绝大部分以强势货币的日元计值，进口收入中主要以弱势货币的美元计值，由此产生了巨大的汇率风险。有人估计到１９８７年上半年，由于日元升值所引致的外债负担增加了４０％。外债投向外债使用的经济效益还反映在外债投向方面。从宏观经济方向看，外债的投向必须兼顾三个方面——一是投向有创汇收入的项目上，二是投向资源稀缺、社会效益较大的产业；三是投向使用先进技术的项目，从而保证外汇资源和国内配套资源能够得到最有利的配置和使用。
不可否认许多利用外资项目对于缓解大陆当前能源、交通紧张状况有积极作用，但从总体来看，更多的项目并不符合合理配置外资的基本原则。据有关部门资料，１９８６年底借入的１６７亿多美元长期外债，用于交通运输、通讯和能源部分的占１９％；用于农业部门的仅占３．６％；用于文教卫生的更是微乎其微，不到总额的２．５％。而这三个部门正是中国最紧缺的“瓶颈”部门。相反，用于机械和其他制造业的贷款部分则高占总额的６０％。特别是大部分被用于生产耐用消费品、进口高级轿车和建造高级宾馆。外债管理影响外债经济效益的因素还有外债的全面管理问题，包括借入、使用、监督和收还诸环节，由于国内体制和人员质素的问题，外债增长过速，管理因素显然一时难以跟上。
此外，有一些行政级别颇高的金融性企业不在挖掘经济效益上下功夫，反而乐于耍弄手中的特权，从国外借入外汇，再提高利率和其他条件，转贷给没有借款权的中小企业，其借入币种、投向、创汇效果方面都与宏观目标不协调。
对此，国家有必要摒弃以往从行政级别高低来衡量借债资格和规模的官僚化做法，而以经济效益为准则来严格实行有关政策，特别是加强对借债项目的可行性评估。
一些中央级部门（集团）和一些地区在扩大产值、增加借入外资上，形成“攀比性竞争”，对数量有很强烈的追赶倾向，而对“质量管理”，特别是建立一套自我约束、自我调整的管理系统方面，则很薄弱。
大陆目前虽然仍可以７％的偿债率而暂时自我安慰，但其发展趋势不得不令人忧虑。有人估算到１９９０年，大陆还债高峰将至，届时外债的还本付息额达７０亿美元左右。因此，围绕提高外汇和人民币的投资收益率，建立一个经济合理的层层调控体系和企业制度，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