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及其对策

苏驻华使馆一秘瓦西里也夫：责任与利益之间关系不正常
目前中国存在一种不可低估的现象：那些改革中的“获利者”在某种程度上只把目光盯在短期利益上，满足于眼前的需要，选择最便利最省事的方法以达到目标：农民宁可把获得的利润消费掉也不愿向生产投资；许多地方仅向基本建设投资，而不愿向更费事的技术改造投资；地方和企业的资金主要地投入到制造业方面（能很快地收回来），而不注重于落后的采矿、能源和交通运输业。这似乎是由于对利益稳定性缺乏信心所致。这些思想导致了他们采取“能捞就捞”的态度。只有在新的“竞赛规则”制定出来之后，利益的变化和稳定才可能取得平衡。
如同所见，在责任与利益之间有一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利益被全国各地分享，责任由国家独担。这不是正常的。必须拿出办法来，使那些批准计划外的非生产建设项目的人，那些成立所谓“官办公司”的人，那些挥霍公共资金的人负起应有的责任。经济民主需要经济纪律和法律作后盾。在经济范围内，社会各阶层均需承担促进国民经济总发展和消除发展中不平衡的责任。（原载香港《文汇报》）美国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垄断行为严重影响效益
中国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存在严重的垄断行为。这只能改变收入的分配，而对效率的提高没有作用。
中国国营大企业常利用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这部分是由于中国存在垄断价格，以及缺乏评估资本价值的资本市场。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价格体制的改革，以及允许更多的外国企业、外地企业和私人企业参与竞争等方法改善。中国的官员和企业主管也常利用其地位在经济关系中，如通过批准许可证，签订合同及做出其它经济决定时让利给对方，换取个人好处，如金钱、出国旅游、高档物品、子女出国学习、回扣等。这种情况中国最严重。
这种情况通过鼓励竞争关系便会减缓。效率也会随之产生。
（原载香港《文汇报》）香港中文大学讲师宋恩荣：最大宏观失误是货币供给失控
中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败笔，是未能控制货币供给。通胀的持续跃升阻碍了外贸体制的改革。贬值会在一段时间内纾解外汇短缺的危机，带来喘息的时间，亦提供了一个进行外贸改革和外贸自由化的机会。目前，中国政府应采取这样一些配套措施：一、政府要实施有效控制货币供给的机制；二、政府在大幅贬值前要小心设计外贸改革的方案，以便改革后实施；三、政府要小心计算外债的代价，在贬值后的一段时间酌量举债来增加入口以平抑通胀。在控制货币供给后，可以酌量举债增加紧俏商品入口，这是吸收购买力来平抑通胀和扭转贸易偏向的有效办法。在这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外贸体制的改革方案才容易贯彻。（原载香港《文汇报》）《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托夫：地方主义构成严重挑地
中国面临着来自地方的严重挑战，各地互相竞争，对北京的指令置之不理。这种新的地方主义正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运转的方式，也是几个月来中国经济紧缩的一个原因。一位日本外交官说：”这是中国领导人当今面临的最严重问题。”
过去１０年的经济自由化使中国的生活水平有了惊人的提高，但是它还意味着中央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部分控制。例如，今年的工业增长率达到约２０％，大大超过了计划的８％，部分原因在于地方当局恣意进行资本投资。
政府正在试图重新加强控制，但是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例如，北京上个月宣布，为了节约匮乏的资金，软饮料易拉罐的生产必须立即停止。然而，在南方的一些地区，这一命令看来没有得到执行。
在广东、江苏和浙江这样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现已对北京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使得中央政府更加难以实行纪律。
（原载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