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署名文章：略评刘宾雁事件（下）

其次，刘宾雁身为党员，却对党抱着极深的成见，坚持把自己摆在同党相对立的位置，甚至以反党为荣。在南开大学讲话时，刘宾雁谈到了个人同党的关系问题。他先从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道路谈起：“你如果想在政治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么你就必定要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如果说你觉得自己还有点才能，喜欢科学，或者喜欢技术，你想在这方面有一点贡献的话，那么很快‘白专’的帽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就会落到你头上来，于是这条路也基本上被堵死了。”那么剩下的是什么道路呢？刘宾雁说：“基本上就是一条，或者说比较安全的、轻松的、万无一失的道路，就是做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或者叫‘风派’。道路就狭窄到这个程度。”刘宾雁说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只有这三条道路。显然，他把许多政治上堂堂正正但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完全排除在外了。
接着，刘宾雁讲到自己的经历：“从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我是到去年才真正悟通了一条道理，就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夏天，我刘宾雁唯一可走的路，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右派。”为什么呢？刘宾雁解释说：如果当年安安稳稳地过来了，“我就会是一个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中国的群众、中国的人民距离越来越远的这样一个文化官员”。刘宾雁在对比当右派的得失之后，又说：“相比之下我得到的更多一些。其中有一点很可贵的，就是我离开了中国的官场。”为什么离开了中国的官场就值得庆幸呢？原来：“中国共产党的党风的败坏，就是从１９５８年以后，加快了它的速度”，“而我离开了这个场地，我受不到它的感染。”
不难看出，在刘宾雁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三条道路中，他自己最欣赏的是第一条，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鄙夷“文化官员”、鄙夷“中国的官场”，完全是针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干部和党政机关，完全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党风的败坏”为依据的。如果刘宾雁反对的只是共产党中的个别不良分子和个别腐败现象，又何须对整个党采取如此对立的态度呢？刘宾雁去年在《福建青年》复刊百期座谈会上说：“我是想和共产党靠拢，想跟共产党一致，跟党中央一致，跟毛泽东一致，但是生活就不断地扭着我，不断地拽着我，向我提供相反的答案。”原来，刘宾雁的思想感情已经远离他的党了。既然刘宾雁从政治理想到思想感情都已经远离了他的党，那么该党把他开除出去，就应该说是公道的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