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要遭受这样的弃儿待遇？

【台湾《中国时报》１月１８日文章】题：台湾来的（作者龙应台）台湾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在驻苏黎世的法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时，我将一张表格、一张照片递进窗口，窗那边的小姐端详了一会我的护照，客气地说：“对不起，台湾的护照，我们不能发签证。您必须到香港去办，而且要等上一两个月。”
“可是在电话上你们说只要一张照片，第一天就可以。你是不是搞错了？”
小姐摇摇头。
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在外面四处碰壁、遭人冷眼，我实在已经受够了。四年前在驻波恩的南斯拉夫领事馆询问去看看南国的可能性。翘胡子的斯拉夫佬瞄一眼我的护照，猛摇头：“不行不行！以色列、南非和台湾的，都不给予签证。”
“为什么？”我实在觉得恼火。
他瞪着我说：“我们没有对你解释的义务，更何况，”他顿了一下，指着护照的内页，露出一脸讥笑：“你自己的护照上明明写着不能进入共产国家——何不问问你自己的政府？”
不错，限制我行动自由的，首先是我自己的政府；可是，中华民国的宪法不是号称人民有迁徙旅行的自由吗？这个自由到哪里去了？宪法到底算不算数呢？
斯拉夫佬把台湾和以色列、南非当作“一丘之貉”混为一谈，令我气得想撕他的胡子，嘿，以色列受国际的摒弃，因为它东征西讨，到现在还霸占着别人的土地。南非受到歧视，因为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有亏人道。台湾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受这样弃儿的待遇？三等国民的滋味出了意大利，搭上往希腊的船。在地中海上，希腊警卫开始检阅证件，一个一个很快地通过，轮到中华民国的我，当然，问题又来了。这一回，我没有希腊签证。
“你们驻纽约领事馆一再对我说不需要签证。”我解释着。
“不可能呀，台湾的护照怎么能不要签证。对不起，你必须回到意大利去……”
“能不能落地签证呢？”
不能，不能，“台湾的护照”不能！但是，我也不能回到意大利去，重新入境又要重新申请签证，意大利也不会让我进去。
“好吧！”我对希腊警卫一笑，心里觉得幽默：“你不让我进入希腊，我又不能回意大利，那我就在这地中海的渡轮上定居吧！”
问题后来当然还是解决了，希腊方面让了步，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已经饱尝了作三等国民的滋味。旁观的各国旅客如果从前对台湾毫无概念，现在也有了第一印象：台湾是个不太受欢迎、不太受尊重的国家。法国领事馆的小姐找出了一个大本子，用手指在找规章，抬头问我：“国籍是‘中国’，是不是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不是，是台湾。”
她这才找到了。结论一样：不能发给签证，除非我有瑞士的居住证明。凭着瑞士的居住证明，我总算去成了巴黎。阿Ｑ式的壮烈十年来都是这样受气受辱地旅行，我持着西德护照的伴侣却象个优等种族，大部分的国家都对他敞着大门，欢迎他进进出出。持台湾护照的我就象个挨门求乞的浪子，看尽门后的冷脸。十年前，我以为这是世态炎凉，小国就要受人欺负嘛，也莫可奈何，报上不也常说，那些对我们“不友善”的国家都是欺善怕恶的，受到中共的“恐吓”才不得不对台湾冷眼相看。所以受气受辱也是国民为国家牺牲的表现。
壮烈吧！？可惜这是阿Ｑ的壮烈。再逐渐发觉，奇怪，怎么许多比台湾还小、还不重要的国家的人民，持着一本谁都没见过的护照，却可以蛮有尊严地旅行？
政治孤立当然是问题的症结。台湾与以色列、南非成为“一丘之貉”，并不因为台湾占领了别人的领土或实行种族压迫，而是因为台湾与大多数的国家都没有邦交。贸易上虽然是地球村中活跃的一员，政治上我们却根本住在地球村的外面。孤立的结果，不只我这样的小国民到处要吃闭门羹，我们驻外的记者、外交代表、访问人员、国际会议的参与者，都觉得受到不公平的忽视，有时候，更是明显的轻视。
“欧洲国家对我们非常不友善！”我听见政府驻欧的人员这样叹息，言下之意错在他人。我却相信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结束这种鸵鸟心态当初选择政治孤立这条路时，我们心里就应该明白在地球村中受忽略、受轻视将是必然的痛苦结果。到今天反而来指责别人对我们“不友善”、“缺乏正义感”等等，是颠倒黑白，是自欺自怜。
政治的孤立与国本国策有关，一时大概也不可能改变。我所担心的是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的这种自欺自怜会混淆了真相。“都是别人不好”的想法，紧接着就是“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而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退缩、回避，还带着一点被牺牲的壮烈感。对于地球村中的各种活动，银行组织也好，学术会议、体育竞赛也好，台湾越退缩，就越被孤立；越孤立，就越退缩，这是恶性循环。倒楣的是处处受“不友善”待遇的驻外代表，倒楣的是象我这类处处看人冷眼的小国民；而谁说国家的孤立对岛上１８００万居民没有坏的影响呢？
政治上这个结如何打开暂且不管，但是我想我们有义务结束这种鸵鸟心态，尽一切的努力重新成为地球村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