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一去不复返（上）

【台湾《自由时报》８月１１、１２日连载文章】题：壮士一去不复还（作者原张学良机要秘书田雨时）
若干年来，直迄近月，立法院屡向行政当局作证质询“张学良案”，得到千篇一律“他是自由”的回答。
张氏一直在“自由”中吗？还是一直受无尽期的“终身监禁”？谨以少年就任张氏机要秘书的道义关系，挺身来作历史的公平证人，这个“谜”，必揭开。
试举我所亲见的例证：
“西安事变”时，我在北平，由于职务，多取联系；尤对谋求平息事变，维护蒋先生安全，有所致力。善后阶段，在西安受张委托主持全局的于学忠将军，责重任艰，特电请麋聚平津的东北人士及元老提供意见，经众集会，推我和代理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二人代表到京，与西安的东北国军代表何柱国将军会齐，赴溪口谒张。１９３７年２月中旬一个下午，抵溪口中国旅行社招待所（时由张偕于凤至夫人，“军统”人员及宪兵包用全部），宛如隔世，相对黯然。
在监视中谈话，我表示：“此次动机、主张，国人大体能理解的；蒋先生所住西安‘华清池，行邸的枪声乃意外，非常冒险；迅速促使蒋先生安返是全国同胞所馨祷。”我还问一句：“何必亲自陪同蒋先生来京？”
回忆张之答我所问，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忠勇气概；自古豪侠的“好汉”，常是英雄末路的悲剧主角。他结以“倘若我错了，即应当惩处；倘若我对了，要还我自由。”亲口所述“释蒋”是有恐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必须躬身陪返，表示负责。在显示动机纯洁，对蒋爱护有加，无负于人，无愧于心。我从聆听、观察、揣测，综合判断，张氏自作主张，也可说，自作聪明。据说事前会商，众意“释蒋”固可，皆无异议；亲送则万万不可。而张有其复杂综错的考虑，满以为：
（一）“兵谏”有裨国是，所商圆满，挺身赴京，理所当然。
（二）全国团结抗日，势在必行。针对其时国内外情况为防止大计有变，毋宁护驾前往，目睹一切落实。
（三）事变本身与所采方式，虽无伤于蒋先生毫发，或许损及尊严，殆有不良影响。唯有自己前往，庶足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
（四）根据解决“事变”的“承诺”，绝对没有个人“安全”、任何“报复”的顾虑。
（五）反之，万一变卦，责以“纲纪”，甘愿一己承担，就算“负荆请罪”。
（六）并无私人名利之求中，既容纳谏言，国事有望；终，纵即不利小我，决非所计。
其结果：确实造成蒋先生空前的尊严与声望，获有全民拥护、领导抗日战争。其间幸与不幸：说张千古英雄也好，他却所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说他天真得近似艺术家也好，他也谱出一首民族魂的壮烈曲，绘成一幅祖国山河的写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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