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运动坐标使行动更和谐

【塔斯社莫斯科２月１３日电】苏共中央举行了同群众性新闻和宣传工具领导人的会晤。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向会晤参加者讲了话。他说：
一月全会的主要思想是发展民主。既在经济中发展民主，也在政治中及党内发展民主。当然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不是背离社会主义，而是要有更多的社会主义，不是背离民主，而是要有更多的民主，不是不要社会主义道德，而是为了具有社会主义道德。这就是改革的实质。
我们需要同人民对话，需要进行广泛的协商。要使党和人民的行动紧密一致。不同的人对改革本身及自己在改革中的作用的理解水平是不一样的。直接公开反对改革的人并不多。也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如何按新的方式工作，不会在改革的条件下工作。这样的人应当教，应当帮助。
社会中正在发生深刻的、真正根本性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要求花费大量的力量和精力，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顽强地同惰性和因循守旧作斗争，要求干部在心理上进行变革，要有新的思维和新的工作作风。
报刊因其潜力大，因其对新的先进的东西十分敏感，也因其拥有批评、公开性和宣传好经验这样的强有力的杠杆，在这方面可以做不少事情。
宣传改革条件下的生动的工作经验，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新生事物的萌芽要扶植起来是不容易的。
它往往会被不守纪律、不负责任和没有主动性这样的杂草所“淹没”。坦率地说，宣传工具对新生事物的萌芽的关心是太少了。
我们清楚地看到，献身于改革的人是有的。这是一些当代英雄。应当使他们大显身手，以便他们能用自己的榜样教育人们，激励人们去为社会的革命性变革进行斗争。我们还应当支持那些能加强社会主义和使人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的东西。不要挫伤人们的积极性，不要使他们陷入惊慌失措。我们有多少杰出的人物和优秀集体啊！可是，他们上过报没有呢？
应当爱护新事物的幼芽，以便使它们能够扎根，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然后繁衍成大森林、小树林。人民是改革的主角。人民和劳动人民应当成为报刊和电视上的主要人物。
关于公开性和批评的性质这样一个问题，是同党对先进经验的关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苏共中央一月全会所说的，公开性是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使已开始的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之一。
我们认为，我们的新闻界总的来说为确立公开性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条准则做了很好的工作。
现在来谈一下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不管是过去还是目前一直是有争议的。批评是一味苦药，可是良药苦口医人病。见了苦药人们会皱眉。但是，为了能好病还是得服。有些同志认为，可以把批评按时间分成几部分，这些同志的看法是不对的。还有的同志干脆认为，停滞现象已经消失了，应当“刹车”，这些同志的意见也是不对的。
减少批评的转数，就是阻挠前进，会有害于改革。这是不能允许的！
如果我们不进行批评，不参加批评，特别是不听取下面的批评，不检查我们的政策，不同不良现象作斗争，也不预防这些现象的发生，那我们还怎样生活下去呢？我个人想象不出，没有这一点还会不会有民主。民主就应当从这一点开始。同志们，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项原则性政策，这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准则。所有的人都应当明白这一点。
另一方面，是批评意见的深度、分析性、真实性和建设性。
这方面我们还不是什么都已搞得很好了。在改革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实现民主化的条件下，批评的标准和性质也在不断变化。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批评应当永远是有党性的批评，应以真理为依据，而这一点则取决于编辑人员的党性。改革既涉及到编辑人员，也涉及到整个报界。
批评也是一种责任，批评越尖锐，就越应当负责任，因为不管哪一篇文章，并不是个人的自我表现，不是个人各种想法和奢望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事业。报刊和电视在进行批评的时候应当激发人们进行严肃的思维，去工作，而不是去反驳。
报刊应更加积极地采取行动，使游手好闲者、自私自利者、投机取巧者、压制批评者不得安宁，要更加积极地帮助那些为改革而斗争的人。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党委。拿起一张区一级的或市一级的报纸来看，你就会看到区委或市委的情况、它们的政治面貌、对改革的态度。
改革应团结和动员人们，而不是瓦解他们，不是使他们感到委屈，对自己失去信心。社会的革新——这也是为人的尊严而斗争，为人的高尚地位及其荣誉而斗争。如果某个政论家不是在进行批评，而是在贬低人格，那就特别不可容忍。这样的政论家自认为是民主的捍卫者、反对旧事物的斗士，而自己却在给别人贴侮辱性的标签。我们的时代不允许任何人有这种权利。
简言之，批评只有在完全以真理为基础时才会成为非常有效的改革工具。我坦率的向你们说，任何不客观的片面批评，任何不准确的批评，都不利于改革。这种批评只会对反对改革的人有利。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你们还经常按老的方式写东西。哪个地方缺点钉子，你们就怪罪市委。路上有个水洼，你们就怪罪州委。交通出问题，你们就说共和国党中央不管事。不要把一切都算在党委的帐上。
我们是应该有人来对此负责。经济人员、工会以及苏维埃都应负责。要更加严格地要求每个人对自己的那部分工作负责。不能用党的大伞来掩护所有人。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加速事业前进得更快。二十七大极其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公正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公正的基础是劳动，只有人的劳动决定人在社会中的真正位置、人的社会地位。既然如此，就应该排除任何平均主义。
遗憾的是，在我们社会中还有人想少干活多拿钱。如果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和干活懒散的人拿钱一样多，那还算什么社会公正？
但报上却时而表现出这种情绪。有些报纸似乎又在开始同落后的观点一唱一和。同志们，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人们对国家事业的贡献看得高于一切吗？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有才能的作家或科学家、任何一个诚实而热爱劳动的人吗？在这方面我们要十分明确。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
电视上曾批评过一位集体农庄主席。但不是批评他的主要问题——农庄亏损、领导上的外行，而是把摄象机对准他家房子的屋顶。看呀，他修了屋顶。这算什么，难道农庄主席的房子应该没有屋顶吗？
看来还应该谈一个情况。我同意说，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记的名字和空白点。否则就不是历史和文学，而是人为的应景文章。
还是让所有的东西都各就各位吧。为了迎接十月革命７０周年，不要把进行过这场革命的人冷落起来。必须以那些为革命和社会主义而牺牲了的人为榜样来教育大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问题的这个方面。
不应该忘记那些名字，更不应该不道德地忘记或闭口不谈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而生活、坚持信仰和劳动的人民的各个生活时期。
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历史。有过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但国家还是前进了。这是生活，是现实。这是具有各种矛盾——有成就，也有失误——的人民的命运。
党已经对错误和失误以及我们的错误认识作出了评价。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党依然生活和战斗着。先驱者的使命落到我们肩上。这里的辩证法多么复杂，应该看到它，同志们！
社会总是极其敏感地对政论的艺术感染力和道德色彩作出反应。任何疏漏和在选择事实方面任何偏见都是极易被发现的。换句话说，任何不真实都会产生不正常的反应，都会触及人的社会自我感觉。这是无法回避的。
文学使社会对改革有了准备，震动了社会良心。一些政论家大胆地提出了今天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已经具有党和国家决议效力的主张。
如今条件变了，此时来看政论作品的创作热好象都合法了。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政论作家往往没有新意，而是急于要把过去没说的话讲完。
二十七大认为，艺术反映的真实性问题应是所有知识分子队伍的注意中心。在转折时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客观地全面地观察现实。真实性应当是全面的。这样它才具有建设性的品质。在今天的谈话中，我可能把一些问题提得尖锐了，不过只有一个目的：校正我们运动的全部坐标，使行动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