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勒对比中苏经济改革的条件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十二日文章】题：俄国与中国：年轻领导人对年老领导人副题：两个共产主义制度——但大不相同（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休厄林·比亚勒教授）
五十六岁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俄国正在发生缓慢的、犹豫不决的变化。八十二岁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则在发生迅速的、勇往直前的变化。当然，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上台只有一年半，他的权力仍然有限。但是，除了这两位领导人的性格和眼光之外，有一些潜在的根本因素有利于中国的深刻改革，而使苏联进行这样的改革特别困难。
苏联人口由一百多个民族组成，俄罗斯人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这些民族混杂的人口由莫斯科的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府所统治，这个政府随时阻止着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离心力的出现。
相比之下，中国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反对改革，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却支持改革。
苏联领导人关心的头等大事是苏联军事力量（战略的、地区的和常规的力量）的状况。苏联军事上的需要不利于实行彻底改革。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大国，没有显示出全球野心和侵略欲望。在中国领导人现在进行的现代化的所有领域中，军事位于最后。中国正在将一百万军队官兵复员。
在国际舞台上，苏联没有任何强大的朋友。俄国与美国、西欧和日本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些冲突没有缓和的迹象。苏联在为国内困难忙得不可开交时，又遇到了重新维护自己地位的美国的挑战，结果可能正在进入新的一轮代价昂贵的军备竞赛。俄国对外政策的人力物力铺得太开；它在阿富汗和安哥拉的战争象无底洞一样毫无希望。俄国觉得不安全和处于挨打状态。而另一方面，中国除了苏联外没有强大的敌人。它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关系是友好、有益和不断改善的。由于苏联忙于处理国内的一件件失利的事件和遭到美国强烈反对，中国对苏联的担心也就减轻了。相反，现在是苏联人从长远来看更害怕一个潜在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笼罩着苏联的冲突和战争气氛几乎无助于改革行动。而和平及友好的国际关系的环境却极有利于增强中国人进行全面改革的信心。
在它们走向根本改革的艰难道路上，某些社会政治发展的模式的不同又是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俄国的。在俄国，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似乎是工作热情和责任心的持续而急剧的衰退。在人民中有一句流行的格言：“我们装模作样地工作，他们装模作样地付给我们报酬。”在中国，毛的统治没有破坏中国人民是勤劳的人民这一传统和正确的形象。
中国农民勤奋工作的精神和革新精神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成了粮食的净出口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些粮食正在向苏联出口。最后，俄国和中国作为古老国家的传统截然不同，这可能影响它们目前发展的不同需要。
俄国的传统包括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和国家吞没社会这种情况。俄国位于欧洲，但不属于欧洲；它位于亚洲，但又不属于亚洲。它老是妒忌西方，但又难于适应西方和按照西方来调整。在俄国，所有的现代变革都是国家强加给社会的，非常难以被社会接受。中国人的某些主要特性包括对自己的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的高度自信，天生的适应变革的能力，采人之长而不觉得低人一等的能力。正如他们的海外侨胞所能证明的那样，中国人常常显示出善于冒险、非常务实和大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