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青年谈“自由”及其他（上）

【本报讯】美国人詹姆斯通过我驻美机构寄来一篇专稿，题为《美国青年谈“自由”及其他》。全文如下：
要讨论不同文化和人们所指的“自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代表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时“自由”一词被故意用来使你产生误解。在我们发起南北战争来反对南方地主时，南方就要求许多不受联邦法律限制的自由。事实上，他们要求的就是拥有黑奴的权力不受侵犯，可“自由”这个词被用得多么痛快呀！而且对南方人还很有吸引力。就这样，在把大众的愚昧拿来开玩笑时，又给了他们一个思考的依据——“自由”。我们南北两方就是用战争来决定谁代表“自由”，因为大家都想拥有这个词。可以想象这个词在我们美国产生的混乱。
通过展示我们最伟大的成就、最美丽的风光以及各种真正的自山，美国领导者把这里说成是无可比拟的理想社会。而不幸的是，他们往往把“理想社会”这么一些垃圾倒在来这里寻求自由的外国人身上。在大移民的十九世纪初，欧洲人被告诉说这里的马路是用黄金铺成的，不过最好再告诉他们有些马路是用爱尔兰人的尸体铺成的，而铁路则是在中国劳工的背上架起来的。
我们国家参加过几次战争，据说都是为了“自由”而战的。在独立战争中，许多革命志士暗杀英国官员（现在叫做恐怖主义），向平民征税，枪杀逃兵，强迫征兵，这一切都是因为革命军及国会还不够强大。你看，所有政治活动，不管是好是坏，都需要为许诺将来的自由牺牲生命及财产。
也许我们是为了更好的法律而战。正象大家常说起的那样：法律给我们自由。每个平民一生和法律打几次交道，我们对法律的依赖很重，即使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我们也不敢轻易违反现存的社会秩序。我们把法律当作行动的指南，《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是很值得崇拜的，虽然这句话被很大胆地用了，但《独立宣言》还是激励我们去追求法律上的平等，而且被认为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但它实际上没有法律意义，“自由”、“幸福”的意义是不明确的，所以，我们没有写在纸上的保证自由和幸福的法律。我们的法律天天在变，而宪法一直没变，但对它的“法律上”的解释却变了，著名的例子是：反托拉斯法最初是用来防止高物价的，但后来几乎被专门用来摧毁工会。黑人无条件竞选投票只是最近才有的事，以前要在投票前通过文化考试，有一次一位语言大师去参加考试，由于他是黑人而得了不及格。
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是个好例子，似乎美国会容忍所有的思想而不问其好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报刊都是私人控制的。这意味着政府不打算保证有意义的新闻自由。新闻媒介的拥有者创造着普通民众所拥有的知识，自己是不会批评自己的。早在木世纪初，新闻界的巨头们（有几个例外）就在英裔美国人Ｊ·Ｐ·摩根的指导下购买了主要的新闻媒介，精确地审查和删改各种文章，来促进他们的财富增长，并且巧妙地控制和扼杀独立的新闻媒介。例如，新闻界从来不从正面去讨论劳工运动，而是攻击工会是有组织的犯罪及阻滞生产率的根源。财团就这样想方设法降低工资，为了保护他们已有的投资，就尽可能地阻止新技术的应用，保持已有的高价格。他们把大量金钱及新闻手段提供给一些反对技术的团体，因为一些美国人认为：通过反对技术，如杀虫剂、化肥、食品防腐剂及核电站，他们就可以摆脱有钱人的控制。大众对这些团体的产生一无所知，揭露这些事实真相的新闻自由在哪里？如果有钱，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他自己的出版业，但普通大众所控制的报纸是买不起现代印刷设备的。所有反对派的报纸发行量都很小，而大财团常通过法律诉讼来搞垮那些小报。法律对大财团的忠诚就体现在这里。
在一系列暗杀事件的死者名单上有：肯尼迪总统，马丁·路德·金，吉米
·胡佛等，新闻界总是避免谈及这些重要的事件，因为它们构成了每个美国成人能感知但却害怕的秘密的一部分。这个秘密就是：自由言论的权力只是在你没有能力产生有意义的影响时才能得到。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公开批评政府，也可以要求吸毒合法化，但一旦你想做些什么来反对大财团，那你就会懂得我们的宪法不但可以违反，而且法律也无力保护你的生命和财产。
我们被赞扬最多的权力大概就是民主选举，但连学校官员级的选举也要靠金钱才能取胜，参加城市里最低职位的选举也要几千美元，而参加总统选举则要花去几千万美元。所以，普通公民要改变政府政策是一种幻想。林肯总统就明确声明过，他只是长得象普通人罢了。要参加竞选须具备以下条件：出生于贵族家庭或者和两个大的政党之一做些什么交易，没有党派联系就很难得到选资金。
在美国，名义上有两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据说民主党赞成由保证个人权力来取得自由和进步，而共和党赞成由保证业主权力来取得自由和进步。好象我们能通过支持其中一党来改变政府政策，但事实上，正如《华盛顿邮报》最近所说的：这两个党都赞成削减政府开支，已不可能把它们区分开来。除了大规模群众示威之外，已没有别的办法来制止削减。但大规模示威是非法的。
而合法的则是由同一班人来管理这两个党。一九六五年尼克松（共和党）的国家安全顾问由基辛格（尼尔森·洛克菲勒的私人政策顾问）担任。一九七六年，卡特（民主党）的国家安全顾问由布热津斯基（戴维·洛克菲勒的私人政策顾问）担任。基辛格现在开了一个咨询公司，为国务院制定外交政策。直到现在，他的停车位置还被保留在国务卿的旁边。不只是洛克菲勒家族，摩根、梅隆等家族都有人默默地在各个权力位置上。
这些贵族一直扶持着许多政治势力来达到他们的原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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