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脸

一觉醒来，结果发现镜子里映出的是一张别人的脸，对此你会有何感受？尽管从技术上说，实现面部移植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我们为它的到来作好心理准备了吗？
【香港《南华早报》11月17日文章】题：变脸（作者　威廉·兰利）
在吴宇森1997年执导的动作片《变脸》中，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的洛杉矶警探肖恩·阿彻要追捕制造了一种毁灭性生物武器的恶棍卡斯托·特洛伊（尼古拉斯·凯奇扮演）。阿彻对凶残的特洛伊了如指掌，惟独不知道他研制成的武器藏在哪里。为了找到武器的下落，阿彻意识到他必须“变成”自己的对手特洛伊。为此一队便衣警察抓获了特洛伊并且利用一种实验性的外科技术把他的脸移植给了阿彻。
这仅仅是香港大导演的噱头吗？整形外科会诊医生彼德·比尔特不这么想。他和一个国际专家小组的其他人员一起，正在悄悄地为世界上首例面部移植作准备。比尔特说：“我们正处在关键阶段，现在尚未解决的难题大部分涉及伦理道德。”把尸体的脸取下来移植给活人至少在技术上应该比其它形式的移植手术要困难一点。当然，一个巨大的区别是：接受心脏或肝脏移植的人早上起床之后，是没法通过浴室里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新器官的。比尔特承认，脸部移植“是个让很多人震惊的想法”。
给不幸的人们一个机会
长了张别人的脸会怎么样？这个探索在医学临床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心理影响更是深远。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长相是我们人格的核心部分，就算我们沮丧地承认自己的相貌有改善的余地，但很少有人会真的想让自己大变样。那些熟悉并热爱自己这张脸的人们看到它改换门面后，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然而，改头换面的需求确实存在而且必不可少。目前，这种需求主要来自于那些因烧伤、交通事故或罕见的疾病而遭到毁容的人。爱尔兰人比尔特几年来一直诊治此类病人。他说：“目前，我们只能做皮肤移植，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你最后得到的不像一张真正的脸。我们无法重造眼皮或嘴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有可能塑造鼻子———但整体效果一直不是很好。人的眼睛会自动寻找并发现别人脸上任何不对劲儿的地方。”
再者，植皮通常需要在很长时间内缓慢地分阶段完成。西蒙·韦斯顿是英国退役军人，在20年前福克兰战役的一次空战中他的脸被严重烧伤，迄今已经做了至少30次大手术，但离恢复原貌还差得远。比尔特说：“想想一张脸是怎么运动的吧。你微笑时，嘴在运动，但你的鼻子也会出现皱纹，两颊鼓起的同时眼睛也眯了起来。所有的部位一起运动，整张脸看着才对劲。面部既是功能性的又具有美感，它受同一神经控制。你必须把面部看成一个器官，也正因如此，它当然可以移植。”
按医生的设想，面部移植手术需要切除面部，可能还要连着大部分颈部、头皮和头发。比尔特认为，一旦新脸放在受体上，连接好血管，肌肉和神经末梢就相对简单了。手术后的疤痕不会比做一次美容留下的疤痕更明显。　
但是，手术后的你看上去会是什么样子？比尔特说：“坦率地说，我们也不知道。我推测会有不同的手术效果。你不会是自己的老样子，但可能也不像捐献人。这要取决于骨骼结构与新脸的吻合程度等诸如此类的因素。我们希望，你得到的是一张看上去像脸的脸。”
技术的保障与化理的困惑
面部移植手术上的其他障碍在四年前就被有效地攻克了。那时，法国医生把一只捐献的手移植到48岁的新西兰人哈勒姆的胳膊上。哈勒姆服刑期间在监狱工厂的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不是一个理想的病人。据说，他没有服用医生开的免疫抑制剂，又成天抱怨移植的手“像死人的手”，并且执意要将其切除掉。但是，就外科水平而言，该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
随后，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显微外科医生约翰·贝克进行了另外一次手部移植手术。他说：“困难不在于移植本身，而在掌握好免疫抑制。”换句话说，要正确地搭配药物以防止身体排斥新器官。贝克说：“通过手的移植，我们已经证明面部移植是可行的。”然而，仍有不少问题尚待解决。人体内部器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你可以把一位20岁黑人妇女的心脏植入40岁的白人男性体内。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要移植的脸必须在年龄、性别和种族方面与被植入的身体和谐匹配。因此，每个受体能找到的合适捐献人必然很有限。
一项移植手术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人体从死亡瞬间就开始发生衰变：细胞破裂、组织变硬、体液渐渐枯竭。《变脸》中主人公切割下来的脸被存放在盛满液体的容器里。在现实世界中，切除和植入必须迅速——最好在24小时内完成。甚至连面部移植术最热心的支持者也认为死者亲属不会很快同意这么做。每次谈到这种手术时都会出现心理和道德问题。
我们会接受别人的脸吗？
那么，因烧伤毁容的人愿意接受别人的脸吗？詹姆斯·帕特里奇博士18岁乘车旅行时遇到了车祸，当时他穿的尼龙套头毛衣着了火，使他面部五官大部分被损毁。他今年49岁，曾经当过经济学教师，目前负责一个名为“易容”的慈善机构，帮助那些严重毁容的人们。他对面部移植手术的必要性和需求都表示怀疑。
他说：“不管你的脸看上去怎么样，它是决定‘你是谁’的核心。事故发生后我第一次看见自己的脸时，我难以相信或接受那就是真正的我。不过事实上，我确实设法让自己重新喜欢上自己的样子。我已经遇到了成千上万有同样感受的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注重外表的社会，因此带着严重损坏的容貌重新走进社会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但是，我们能够做得到。对一些人而言，这样的挑战造就了他们。”
“我认为长着一张别人的脸所造成的心理影响至少和面对毁容一样难以克服。我不想要一张别人的脸，也不相信面部移植是灵丹妙药。我们更愿意帮助人们面对毁容的事实，并且教育社会去接受它。”
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从事面部移植研究的医生———他们大部分在英国和美国———正在小心翼翼地绕开这项工作所牵扯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社会已经对捐献内部器官的行为施加了一定的道德压力。有人可能认为，捐献脸跟捐献内部器官在原则上没什么两样。这样一来会有什么后果呢？那些对自己外表不满意的青少年会不会为了得到一张好看些的脸而故意毁容呢？应该如何约束那些比较大胆的美容外科医生呢？很难说那些美丽或著名的脸有一天会不会卖给有钱人？像猫王或玛莉莲·梦露等人的脸该值多少钱呢？
这些复杂的道德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甚至比尔特也认为除了“特殊的临床需要”，他不能想象有其他任何实施面部移植手术的理由。就此，他的意思是指那些由于自身不能控制的因素而使脸部受伤或损毁的人们。他说：“我们需要就此问题展开辩论。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技术手段来做这种手术，而且显然也有这方面需求。问题在于是否要再前进一步。我认为我们应该这样做。其他人会持反对意见。”如此一来，正印证了吴宇森、特拉沃尔塔和凯奇演绎的故事，现实中会有真正的变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