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虎”的真正危机

作者认为，政治不能成为一种忽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发展水平之间差异的经济决定论。在经济的增长和成就面前，亚洲国家没有看到政治的深度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它们没有正确处理有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今天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缩小金融界与社会政治领域之间的距离，消除二者的不平衡
【墨西哥《标志》周刊11月21日一期文章】题：全球化背景下“亚洲虎”面临的危机（作者　诺莉娅·索拉）
按照阿兰·图雷纳的建议，谈到全球化时应着眼于三个方面：世界自由贸易、世界经济与各个国家政治和社会控制体系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文化方面。由此，我想把“亚洲虎”的危机当作所谓全球化中的一种现象，强调各国在需要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时，必须开始扮演的角色。
图雷纳提出通过寻找全球化的弱点来分析亚洲国家在全球化留下的缝隙中的一举一动，这一建议引起了我的兴趣。20世纪的后30年中，东亚经济的发展以其面向全球市场的大开放和低通胀率、高增长率被视为一个“奇迹”或样板。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在冷战的背景下，来分析冷战行将结束是如何促使美国鉴于日本重新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而通过一些关于亚洲的决议，并推动新的趋势的。于是全球化开始成为美国保持其国际影响并建立一个完备的全球自由市场的工具之一。
“亚洲虎”的增长归功于外国资本的支持和低工资政策。因为这些，它们明显地正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影响：它们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低于为了保持增长以及满足富裕群体需要而进口的商品的相对价格。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且由于1997年2月开始的资本大量外逃导致了货币的贬值，贫富悬殊更趋严重。人民受到了购买力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双重影响。在这方面图雷纳的观点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资本会自由地流动，但到目前为止人类自身还不具备在全球市场上流动的能力。在不景气或资本和企业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它们转移到一个更有利可图（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目标）的国家。但人员无法随之迁移，因而最终成为危机后果的最大受害者，尤其是穷人。
亚洲国家清楚增长的战略是自由贸易。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拥有财富和权力。它们也明白了当需要完善发展，而社会经济出现不平衡的时候，不加控制的开放可能会威胁到政治的稳定。从面向世界的开放中获得巨大收益后，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毁掉了亚洲国家用30年换来的成果。
国家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忽视了适当的调控，这种自由化反映出有关政府和国际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很不负责任的。
因此，学者德拉赫提出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秩序。他说有必要对全球化进行控制，调节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以避免（通过资本的无限制流通）对一些原则的抵触，而这些原则在半个世纪中一直是稳定与繁荣的源泉。国际形势的复杂性与国家的局限性迫使人们明白，政治不能成为一种忽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发展水平之间差异的经济决定论。在经济的增长和成就面前，亚洲国家没有看到政治的深度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它们没有正确处理有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亚洲虎”的政治发展由于当局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而受到阻碍。此外，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不信任，他们看到自己的物质利益被随意处理。亚洲各国将需要仔细检查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在社会中的分配问题。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家干预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在日益壮大的民众队伍的政治化进程不可阻挡的背景下，国家对维护民族的团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在那些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同样，在继续走工业化道路，防止经济结构脱节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国家也是责无旁贷。亚洲的精英们应该开始把政治事务摆在首要位置上，以铭记由于缺少公开讨论、批评性反思以及合法的替代措施而导致的失败。这些是战胜危机所必需的要素。
现在需要亚洲国家寻找方法以适应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而危机的出现说明亚洲国家对经济的发展变化缺乏准备，这些变化包括调控、监督、透明度和快速增长与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之间的平衡。所以，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是经济绝不会替代政治。没落的不是亚洲的样板，而是那些因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压力而背离增长的根本战略和要素，并使其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失业和贫困情况加重的国家。因此，今天亚洲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缩小金融界与社会政治领域之间的距离，消除二者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