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刊载专访李远哲文章：立足小分子纵情大宇宙（三）

走在台北街头，令人感到台湾是很有钱的地方，相对地看来，我更感到科学文化的落后
我赶快抓住李教授告一段落的时候转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您现在是个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公众人物）……。”“这是很不幸的。”李教授不待我说完就接上了。
“把我的成功看做是我个人的表现根本就是不对的。这是很遗憾的事。我的研究经费都来自社会，人家不给钱，我什么都作不成。何况我的研究也只是继承很多早期的大师，他们给我很多的启发和帮忙。因此把我当作标兵或当作个人成功的例子来看的话是不对的。’”李教授最后苦笑了一下。
“您说过拿到博士后曾经想回台教学研究。如果当时回去了，今天您会拿到诺贝尔奖吗？”
“‘我想不会的，不会，绝不会，绝不可能。”李教授的语气一句比一句坚强。
“您关心台湾的科技发展，您对台湾的科学发展的情况十分清楚。Ｗｈａｔ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注：意为出了什么问题）”我单刀直人地问。
“你问台湾的科学发展ＷｈａｔＷｅｎｔＷｒｏｎｇ？其实不仅科学发展没有进步，台湾的整个文化事业也没有进步。台湾给人一个进步的印象是因为经济收入好象很多。
走在台北街头令人感到台湾是很有钱的地方。相对地看来，我更感到科学文化的落后。说实在。我一直没有觉得台湾真的那么进步
……”
日常生活上，年轻人很不容易或不允许批评年老人做错的事，这是个文化的包袱，环境的包袱
我打断李教授的话：“您指的是科学方面？”
“不，是指整个社会方面。生活水平当然比以前提高很多。但科学发展仍处在肤浅的层面，原因是第一、人才外流十分严重？很多优秀的人才都跑到外国；第二、年轻人变成过度现实，很少人真正要在文化工作上下功夫，我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历史、哲学等。大家都想做电子、电脑或只会赚钱的事。另外在科学上，在台湾就没有条件让年轻人来发现年老人做错的机会。在日常生活上，年轻人很不容易或不允许批评年老人做错的事情。这是个文化的包袱，是环境的包袱。”
“很不幸的，关心台湾的发展，但不愿触及现实的人太多了，好人不讲话，坏人呱呱叫。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很多人——特别是德高望重的人——出来讲话……”我禁不住地说，讲完后，我后悔极了。
李教授可能看出我的懊恼或可能同情我的不逊，还是心平气和地说：
“现实的情况是：如果年轻的科学工作人员要回到台湾做研究工作的话，政府必须要帮忙他们，供给他们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他们应该有很多对科学充满热情的人一道讨论、一起工作。台湾目前还没有所谓的有组织的科学研究，除了还在各自为政下研究外，也缺乏支持性的结构。还有整个社会士大夫阶级的观念还是很重，比如有一个机械工，能力高，对其他人的研究帮忙很大，但是他的薪水职位都很低，只因为是他学历不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台湾科学的进步是不可能的。除此，官僚作风还是十分盛行，使科学研究工作受到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和牵制。台湾现在最缺乏的是如何把大家都知道不对的、不好的，转换成大家都会赞赏的政策。没有这个机制，台湾好象一直停留在原地踏步走，进步很慢。”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