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富传承”新说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表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在经济上的成功。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代与代之间的传递都很密切。“穷富不过三代”低估了实际情况。要消除经济根源优势或劣势，一般都很可能需要五到六代人的时间。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质疑这种对收入“传承”的研究，认为即使影响收入能力的特性能够代代相传，但精心策划的行动能大大改善劣势一方的地位
【香港《南华早报》11月17日文章】题：“有其父必有其子”如今听起来更是如此
父子收入密切相关
现在似乎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成功的秘诀在于有成功的父母。看看几个突出的实例：小布什和老布什；保罗·麦卡特尼和斯特拉·麦卡特尼；亨利·方达和简·方达；埃斯蒂·劳德和罗纳德·劳德；朱利奥·伊格莱西亚斯和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萨姆·沃尔顿和吉姆·沃尔顿、约翰·沃尔顿、罗布森·沃尔顿及艾丽斯·沃尔顿。
由于现在可以得到更新更可靠的数据，经济学家已经调高了估计，认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在经济上的成功。　
现在看来，安德鲁·卡内基的“穷富不过三代”的名句低估了实际情况。要消除经济根源的优势或劣势，一般很可能需要五到六代人的时间。
这和过去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上个世纪80年代，当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首先提出经济地位世代相传的经济理论时，人们都相信，父子收入的相关率只有0·15———不到父子身高相关率的一半。
早期的研究认为，如果父亲的收入是平均水平的两倍，那么预期儿子的收入将比平均水平高15%，孙子的收入将只比平均水平高2%。这就是快速“回归平庸”。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曾用这一概念描述后代人逐渐向平均身高靠拢的现象。
但是，10年前《美国经济评论》刊登了密歇根大学的加里·索伦和威廉斯大学的戴维·齐默尔曼合写的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促使经济学家大幅上调了对父子收入关系的估计。他们说，由于各种特殊原因，收入水平每年有很大波动——比如，一个雇员可能会丢掉工作，因此依靠单一年份作出的评估是建立在“乱糟糟”的数据基础上的。而且，以前分析的样本仅代表了少数人在个人职业生涯中不同时期的情况。这些因素造成了年收入相关率低于“终生”收入相关率的结果。
根据5年的平均收入状况得出的父子收入相关率大约为0·4——与他们身高的相关率相当。如果把人们的收入用身高表示，各代人收入之间的关系与父子间身高的关系非常相似。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巴什卡尔·马宗德的新研究显示，收入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密切。利用社会保障记录，马宗德将16年（1970年到1985年）来父亲的收入和4年（1995年到1998年）来儿子的收入算出平均数，结果发现，父亲65%的收入优势都传递给了儿子。这种范围更广的考察方法更好地反映了终生收入的情况。
父女收入间的关系也同样密切。
因此，前面提到的孙子（或孙女）的收入可能比平均水平高42%。五代人后，这种收入优势仍可达12%。
另外，无论富裕抑或贫穷，代与代之间的传递都很密切。美利坚大学的托马斯·赫兹发现，出生在收入排在最后10%的家庭的子女成年后仍处在这一阶层的几率是31%，处于收入为最后20%阶层的几率为51%；而出生在收入排在前10%的家庭的子女仍处于该阶层的几率是30%，处在收入排在前20%阶层的几率是43%。
在另一项研究中，伯克利大学的戴维·莱文和马宗德发现，从1980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父母收入对成年子女收入的影响有所上升。
“代代相传”未必如此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何会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很大原因在于，认知能力和教育水平代代相传。但是，马萨诸塞大学的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蒂斯在最近一期的《经济展望杂志》中写道，这些因素“最多只能解释五分之三的代与代之间经济地位传递的现象”。他们说，种族、地理位置、身高、相貌、健康状况以及性格在几代人之间的传递都起到重要作用。
这种对收入“传承”的研究是否有意义？威斯康星大学的阿瑟·戈德伯格很久以来就对此提出质疑。即使影响收入能力的特性能够代代相传，致使父子之间相关性很高，但精心策划的干预可能仍然很划算，并能大大改善劣势地位。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父子收入相关率很高，因为种族是一种传承的特性。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减弱了这种关系。社会的组织结构起了作用。
也许研究几代人之间收入的关系，唯一的意义在于描述经济流动性的特征。这些数据对美国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社会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如果美国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代与代之间的收入分配更为僵化，没有多少进步的机会。
例如，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安德斯·比约克隆德和芬兰坦佩雷大学的马库斯·延蒂发现，瑞典比美国更具经济流动性。只有南非和英国的代与代之间的流动性像美国一样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