袴田发表《中苏对比考察》报告（上）：变化的中国和不能变的苏联

原文提要：中国和苏联都把经济改革作为至高无上的课题；两国改革的进展程度，如今已拉开一大段距离；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
【日本《经济学人》杂志十月二十八日和十一月四日连载文章】题：中苏对比考察第一篇题：变化的中国和不能变的苏联第二篇题：经济改革促成的“接近”的格局（作者日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袴田茂树）
我上次访问中国是在一九八○年。实际上邓小平路线那时才刚刚开始实行。我这次访华，看到的情景与上次完全不一样。现在，因地区不同，贫富之差似乎很大，但是，每一座城市都在大兴土木，修建现代化建筑。商品丰富起来，人们表情明朗，街上熙熙攘攘，显示了市场的活力。
这是因为邓小平承认了中国群众固有的求实的重商主义的生命力，使社会主义的方式适合中国人的气质。
无论是五十年代在中国实行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在文革时期完全否定商业因素和个人主义的极左路线，都是企图让中国人接受那种既定的概念中的社会主义。虽然那些方式也曾经取得一定成果，但是，它使中国社会传统的重商主义，即社会活力的源泉以及个人主义的心理状态受到不自然的压抑。结果，使整个社会遭到破坏。这也就是说，那种体制同中国群众的自然气质是不相适应的。
我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被广大人民接受，不正是因为曾经被压抑的中国人自然的国民性因之而得到解放了吗？至于苏联，它与中国相反，对商业或者市场经济，人民从心理上就强烈抵触。这不仅仅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也是自古以来的人民群众的心理倾向问题。俄国的老百姓认为非生产性的商业“是犹太人的丢脸的营生”。
苏联社会自上而下的这种心理，就成为社会活力与经济改革的一种心理上的障碍。而中国则相反，自古以来商业就是极为自然的事业。中国人的经商才能在亚洲是众所周知的，华侨显示了这种才能。我认为，从中国老百姓传统的气质来看，特别是经过文革的痛苦的思考之后，除保守的官僚阶层外，占绝大多数的普通群众是从内心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的。“勤劳就能致富”——让人民产生这种信心，这是现政权的最大功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遇到了比中国大得多的社会心理上的障碍。在苏联，商业和个体经济还没有象在中国那样得到广泛承认。苏联从五月底开始展开了批判“不劳而获”的运动，说是为了堵塞受贿、贪污和依靠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利的渠道。
结果加强了监督机构，除了官方许可的项目外，任何自发的赚钱行为都应该禁止的气氛占据了统治地位。把一切自发的经商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定罪为“黑市交易”和“不劳而获”而加以取缔，这种心理确实是改革的重大障碍。
中国虽然有买办资本的历史，但却没有现代产业资本的历史。并且，根据我这次见到的中国人的介绍，现在的中国人的商业观念与华侨相比，更带有农民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不会向建设现代化工业的方向前进的。
据说，在合资企业中，中国人也是一个劲地追求“物”，比如先进的设备等等，至于系统的运转机能方面或者技术方面的考虑就很欠缺了。这种现象与前边讲的农民意识大概不无关系。
中国过于倾向重商主义而欠缺经济合理主义，苏联正相反，过于倾向“生产”而欠缺市场观念和商业观念。
我对这两个国家想做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现在的对外开放经济是否可比做“插花经济”。就是说，从别处花圃中只把带茎的玫瑰花剪下拿走，插在门口的花瓶里。为了尽快地求得表面效果这也是一种方法。而且，作为对人民的刺激政策，迄今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但是，这种插花方式现在已到了重大的转折时期。如果不能扎实地努力耕耘自己的土地，培育花苗，那么，今后的发展是无从谈起的。
苏联的情况相反，可以比做是“不开花的经济”。苏联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的人数以及研究所的数量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对工业建设也倾注了不寻常的努力。然而，富裕的消费生活这朵鲜花就是迟迟不开。
现在，苏联明显地受到了中国的刺激，尽管动手已晚，在对外贸易方面还是实行了若干开放政策，并且也表示出希望与日本等国家开办合资企业的热情。
我曾经认为，即使苏联决心实行“经济开放”，其实际状态与中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通过这次我对中国的访问，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苏联与中国的经济性质不同，对商品经济的态度也不相同，苏联对外国十分不相信——从这些情况看，虽说实行“开放经济”，而若想攻破国家统制的壁垒，大概是非常困难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