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古尔兄弟

原编者按  今年是自1903年以来第99次颁发龚古尔文学奖。龚古尔奖是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奖，也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为此感谢龚古尔兄弟———埃德蒙和茹尔，感谢这两位19世纪下半叶的特殊观察家。
【法国《历史》月刊11月号文章】题：龚古尔兄弟与龚古尔文学奖（作者　帕斯卡尔·马谢蒂—勒卡）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
1789年大革命之前不久获得爵位的龚古尔家族的名字，是从祖父让—安托万·于奥获得的一块领地（这块地位于默兹河畔，离讷沙托几里远）的名字而来的。安妮特—塞西尔·介朗为马克—皮埃尔·于奥·龚古尔生了四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孩子活了下来：埃德蒙和茹尔。说他俩是一个人，这的确是一种奇怪的算法。龚古尔兄弟在著名的《日记》中坦言：“事实上，我们并不是两个人，彼此并不是同伴关系。我们生病的时间相同，身体虚弱或不适的情况一样，我们就像在一起生活的两个女人，健康状况互相影响，同时来月经，同一天头疼。”
1822年5月26日，埃德蒙在南锡发出了他的第一声啼哭。但是，穿着潇洒的西式男套装、退了休的龚古尔先生不久就不愿呆在这里了。由于厌烦了像个乡绅一样在这片乏味的默尔特省土地上无所事事，龚古尔先生将家搬到了巴黎。1830年12月17日，茹尔在巴黎出生。一个于1822年出生于南锡，另一个于1830年出生于巴黎，这也许就是龚古尔兄弟仅有的不同之处。
埃德蒙进入圣维克多寄宿学校后，与一个乐观的同学成为朋友，此人后来也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就是小仲马。1834年1月7日，马克—皮埃尔·龚古尔去世，小埃德蒙无忧无虑的生活也从此结束。此后他母亲一直过着寡妇的平淡生活，先是住在她兄弟家里（普罗旺斯大街），然后住在一个朋友家（卡皮西纳大街）。
尽管家境拮据，埃德蒙还是进了亨利四世中学。在那里，他在修辞班老师的严格管教下，接受了扎实的传统教育。随后，埃德蒙进了波旁中学，通过中学毕业会考后，进法学院就读。当埃德蒙凭借他的学识，在财政部谋得一份差事时，还是中学生的茹尔两次获得“中学高年级优等生会考冠军”称号。
1848年9月5日，龚古尔兄弟再次因为不幸而走投无路：母亲安妮特—塞西尔去世。她临终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抓住两个孩子的手，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安妮特—塞西尔希望他们兄弟俩的手能够永远握在一起，就像一只手上的手指一样永远不分离。龚古尔兄弟从未违背亡母的心愿，甚至摒弃了结婚与生育后代的念头。他们自嘲说：“我们顶多容许自己养几只鹦鹉。”
在茹尔中学毕业后，这两个单身汉外出游历，先是去了外省，然后到了阿尔及利亚，瑞士，比利时……比起得到一份中产阶级职业，龚古尔兄弟更愿意享受富足的唯美主义者凭兴趣行事的自由。弟弟茹尔总结说：“别人可以向我提供世上最好、薪水最高的职位，但我不想要。我认为不值得为得到众人梦寐以求、现在人满为患的公务员职位而卑躬屈膝。”龚古尔兄弟作出了选择：文学、艺术。
努力揭示事实的作家
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的第二天，龚古尔兄弟决定开始记日记，其中的大量记录为他们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紧接着，他们推出了第一部小说：《在18××年》。但这部小说没有获得成功。于是埃德蒙和茹尔开始尝试写作艺术评论（《蒲鲁东说：财产即盗窃。库尔贝说：美即是丑。》）和文学新闻。
从1854年开始，龚古尔兄弟开始与美妙的18世纪———这个受到热爱的、消失了的、“通过断头台的承颈圆孔”重新看到的极乐世界对话。这是因为，龚古尔兄弟这两个天生贵族拒绝承认自己对1789年大革命有厌恶感，因为大革命想让“散发着脚臭的人、门房和冷酷的恶魔”拥有无上权力。龚古尔兄弟先是写了一些详细的社会学研究文章（《大革命时期的法国社会史》，1854年；《督政府时期的法国社会史》，1855年）。接着，他俩描写著名女演员的生活（《索菲·阿尔努》，1857年）和高等妓女的生活（《路易十五的情妇们》，1860年），揭示《18世纪的隐秘场面》。
在歌颂逝去的伟大的同时，龚古尔兄弟似乎还发展了与女仆的感情……当时的“维纳斯”是一个名叫玛丽亚的私下替人堕胎的接生婆，她显然为龚古尔兄弟作出了“贡献”。龚古尔兄弟以此为乐，但后来慢慢断绝了与她的交往。他们说，“我们在‘浏览’一个助产士”，或者自嘲地说，“她与大众的做法一样，接受我们的合作”。
在共同完成的著作方面，龚古尔兄弟相继推出了《文人》（1860年）和《修女菲洛梅纳》（1861年）。不久以后，他们经常出入玛蒂尔德·波拿巴公主举办的沙龙。1862年11月22日，他们参加了第一次“无神论者晚餐”，这个聚会每两周举行一次，客人包括福楼拜、戈蒂埃、加瓦尔尼、勒南、圣伯夫和“从未被这个圈子接纳的唯一女性”——乔治·桑。
在忠诚地服侍他们的女仆罗斯·马兰格尔死后，龚古尔兄弟开始了双重生活：白天正直诚实、辛勤工作，晚上喝酒、寻欢作乐。他们受到这段日子的启发，写成了小说《翟米尼·拉赛特》。评论界一致对这部小说表示愤慨，向他们发起攻击：鲁斯莱抨击这种“精雕细刻的堕落”，居斯塔夫·梅莱在《时代报》上撰文反对这种“堕落文学”。龚古尔兄弟则将诽谤者诱入自己的陷阱，然后一次性卖弄平等主义……他俩反驳说：“生活在19世纪，在一个实行普选、民主、自由的时代，我们要考虑这样的问题：是否被称作‘下等阶级’的人就无权看小说？这些下人是否应当一直被禁止接触文学、受到作家的蔑视？作家们一直在回避探究下层阶级的灵魂和精神。”
1867年，《玛耐特·萨洛蒙》的出版没再像《翟米尼·拉赛特》那样引起众多争议。在“文学异端分子”中，一些人主张如实地剖析现实。小罗斯尼评论说：“左拉、福楼拜以描写赢得喝彩，龚古尔兄弟则立足于揭示事实。这就是我的发现。”的确，埃德蒙和茹尔是在挖空心思寻找“震撼人心的东西”。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个完美的梦想，他们要把科学的严谨和“艺术写作”的魔力融合成一种非凡的炼金术。
赢得“文学巨匠”称号
茹尔在写作上越来越缺乏敏感。由于染上梅毒，他患了失语症，身体日渐衰弱。为了不受街道上噪音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让茹尔避开旁人不知趣的注视，比以往更加团结的龚古尔兄弟搬出他们住了将近20年的圣乔治大街43号，搬到了欧特伊。1870年6月20日，茹尔在哥哥身边咽了气。那天早上，埃德蒙失去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奥雷利安·肖勒在《费加罗报》上为他的独身朋友们写的预见性墓志铭是：“埃德蒙和茹尔长眠于此，冰凉的棺材是他的容身之所，两人在同一时刻一起死亡。”事实真像他写的那样吗？不，或者至少从人们的耳闻来看不是如此。埃德蒙尽管孤零零一个人，但他决定推迟追随他弟弟而去的时间。巴黎公社时期，为了排解悲伤，他在首都巴黎游荡，写了《看见的事物》（此文可与雨果的文章相比）。然后他躲起来，收集以前他与茹尔一起做的笔记，独自完成了《少女埃莉萨》，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因为这部成功的作品，埃德蒙于1877年4月16日应邀出席了在非常著名的“特拉普”饭店为“当时的文学巨匠”举行的晚宴，福楼拜、左拉和龚古尔三人取代于斯曼、莫泊桑和米尔博获得了这一称号。之后埃德蒙连续推出了《藏加诺兄弟》（1879年）、《福斯坦》（1882年）和《亲爱的》（1884年）三部作品。同时他还找到了力量来打理那间著名的“阁楼文学沙龙”，这个沙龙从1885年起，开始接纳巴黎所有的著名文人。埃德蒙说：“我把阁楼弄得乱七八糟，把隔板拆下来，把它改成三个房间……类似于没有门窗洞的工作间，应朋友们的要求……星期天可以在里面谈论文学。”
与此同时，形单影只的埃德蒙试图“占领”舞台，但他在这个领域屡屡失败。1887年3月3日，《日记》的第一卷出版，引起了骚动，抗议声潮四起。愤怒的泰纳对他说：“我请求您将下一卷里关于我的部分去掉！”
但埃德蒙才华横溢，干劲十足，众人的愤怒并未对他产生多少影响。随着1891年《Outamaro》和1896年《Hokousai》的出版，他确立了西方文艺的日本化特点，没有人怀疑是他创造了这种风格。
1895年3月1日，任教育部长的雷蒙·普恩加来向埃德蒙颁发了玫瑰花形徽章。为了向他表示祝贺，专门举行了一场有300多人参加的宴会。埃德蒙说：“他们太客气了，我将在死前再奉献给他们一卷《日记》。”
1896年7月16日，在有人预测他死亡两个月之后，埃德蒙·龚古尔由于肺充血死在朱利亚和阿方斯·都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