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经济学：日本经济的‘中药’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弗农·史尼曼。日刊介绍了这两门尚不为人所熟悉的经济学的研究情况和最近的动向
【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1月12日一期文章】题：走近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　名古屋市立大学教授森彻）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农·史密斯，这引起了人们对“实验经济学”的关注。
笔者不想在这里给实验经济学下定义，而是想谈谈我认为的实验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并通过其对日本现有经济制度、政策和理论的弊病进行实证分析。
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让作为被实验对象的人自己做出某种决策。虽然实验经济学是要诱发被实验者做出与自己的性格、嗜好不同的行为，但最终的意志决定和行为方式还是由被实验者自己来选择。这一点与把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预先编入程序的计算机模拟不同。
第二个特征是，实验者控制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环境和被实验者的性格。在一个市场交易实验中，史密斯教授把被实验者分成卖方和买方，并把作为交易对象的商品生产成本分配给卖方，把商品的价值分配给买方。在此基础上，卖方和买方通过彼此谈判来决定商品交易价格。在这种实验中，卖方的费用、商品的价值以及如何分配交易结果产生的利益，都由实验者人为设定和控制。
实验规定，根据交易结果双方各获利多少来向被实验者支付报酬，而且是以现金方式支付。于是被实验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就会尽全力进行交易谈判。这样一来，无论被实验者是否对交易本身感兴趣，实验者都可以利用其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来控制被实验者。这种控制被实验者的方法及其有效性，史密斯教授称之为“价值诱发理论”。
第三个特征是，它可以根据实验结果，对现有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制度和政策的效果进行论证，因此它也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实验经济学并不是对特定的经济领域进行分析，而是对所有领域的理论进行验证，并提供对制度和政策进行评价的实证分析方法。从这一点上讲，实验经济学类似于计量经济学。
有助结构改革
面对已陷入通货紧缩状态的日本经济，人们要求采取大胆财政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人要求国债发行额不要拘泥于30万亿日元的限制，应编制大型补充预算等。但是，假如为了验证财政政策的效果，政府尝试性地增发10万亿日元的国债，并增加10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费行不行呢？这不仅在政治上行不通，而且即便能够实施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也难以判断其效果是否产生于财政政策。因为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因素很多来自财政政策之外，而在这种“实验”中，财政政策以外的因素是难以控制的。
因此很遗憾，在现阶段实验经济学尚不能直接对难以控制经济环境和经济主体的宏观经济问题发挥作用。
但是，目前日本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并不单单是需求不足，而是结构因素，即以往的制度不能很好地适应目前的日本经济结构，因此就需要对金融、财政和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推陈出新。在对个别领域的制度进行重新评估和制定时，实验经济学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欧美国家在决定电费等非常现实的问题上，已经开始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手法。即使是在日本，在规划公共事业招标和二氧化碳等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实验研究者也常使用这种手法。
笔者认为，随着实验经济学对上述种种领域研究的深入，这门学问将为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指明方向，并将成为引导日本经济摆脱目前困境的强大力量。实验经济学虽然不是治疗目前日本经济病症的速效药，但似乎可将其比作慢慢发挥药效的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