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谈笑风生细数二十世纪重要物理学家

【中央社台北11月12日电】应邀来台湾参加中研院为他主办八秩华诞的前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今早以“我所认识的物理学家”为题发表演说，他所谈及者均为曾相处过的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由于各有不同的脾气和嗜好，经过杨振宁一番解说，惹得哄堂大笑，让年轻人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这些伟人。
杨振宁首先为物理人的20世纪下了定义，他认为，20世纪是物理学辉煌的世纪，包括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1915年广义相对论、1913年到1927年的量子力学，各领域学问都和这些理论有关。
杨振宁表示，他有幸认识几位物理学家，包括费米、狄拉克，都是20世纪前两三年出生，意味着每个领域在不同的时间，机会也不同，恰巧他们出生在物理学准备大发展的新时代，他们抓住机会有好的表现。去年有不少聚会庆祝一些物理学发现的百年华诞，让他想到中国人常用几个字为某人某事下注解，因此他也试着仿制。
杨振宁认为，泡利要用POWER来形容。他的数学能力非常好，能解决极困难的问题。他于1925年解决了氢光谱，这是极不容易的数学，因而一举成名。后来他获得诺贝尔奖，最主要原因是猜出海森堡的方程式，之后便以“测不准原理”著名。
泡利是令人信服的物理学家，但缺点是他对别人很不客气，杨振宁自己还碰过钉子。泡利对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研究很有兴趣，经常去问有无任何新进展，前两三次还好，后来极不客气。杨振宁后来借故去图书馆设法避开他，后来泡利希望杨振宁演说，结果还是很不客气。
但泡利到晚年时对自己年轻时的行为有些悔意，他说，“有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当时最好的理论物理学家，是一个革命者，大问题来了，我将是解决它们的人。但当大问题来时，却由别人解决，我只是一个学者，不是革命者”。
费米则是个稳重的人，做人与做物理皆如此，杨振宁去芝加哥曾跟从他。虽然博士论文不是他指导，但两人关系密切，两人曾在1949年一起发表一篇文章。杨振宁说，费米对他影响极大，费米的风格和人品值得佩服，恐怕是兼具理论和实验物理学专长的最后一人，至今可能无法再见到这样的人。
他说，费米喜欢运动，但运动成绩不好，可是非常稳重，1954年年底过世。当年春天两人还去意大利访问讲学，经常去海边游泳，费米游不快但游得远。
海森堡在20年代的贡献是人类史上少见的，他对当时光谱实验物理的各种奇异现象十分熟悉，善于开辟新的、尚未成熟的思路。此人喜欢爬山，尤其是高山，晚年回忆当初发明量子力学，是在爬山的时候从雾中看到一些形象，让他知道在什么地方，他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如何前进。随后更有三篇文章奠定量子力学的基础，是个懂得摸索的人。
狄拉克的文章如同神来之笔，文章思路非常清楚。如果不懂他的想法，可能会觉得奇怪，但不会看不懂他的文章；如果一旦懂得他的想法，会惊讶他有如此神奇的思考，因此杨振宁以“秋水文章不染尘”来形容。若是与海森堡来比，海氏的文章独创力强，但往往不清楚，有渣滓，正确与错误的方向纠缠在一起。不过此人26岁就当上大学物理系主任，爱打台球，为人好胜。
至于爱德华·特勒，杨振宁说，当时费米从事国防研究，不方便让外国人参与，建议杨振宁去找特勒教授。特勒是个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当时只问了一个问题就收杨振宁为学生。他对于对称原理和社群原理很在行。他不怕说错，如果挑战他，他会邀挑战者一起讨论，然后再写一篇文章。
费米和特勒对杨振宁在芝加哥的影响最大，甚至帮杨振宁解决移民的问题，和移民局打交道。特勒离开芝加哥之后，有人称他为氢弹之父，但他不喜欢这种说法。
爱因斯坦，与牛顿齐名，他住在普林斯顿小小的房子，每天走2公里的路到实验室。杨振宁和他只有两次接触讨论物理，由于爱因斯坦说话中穿插德文，因此他的收获不多。但1954年时，杨振宁的孩子3岁，在普林斯顿抓准爱因斯坦出没的时间，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也成了绝响，因为隔年爱氏就走了。
尼尔斯·玻尔，杨振宁与他熟悉，但他是丹麦人，说话不清，且话中哲学味浓。有一天有人访问他，看见他在门上挂了马蹄铁，这在西方象征幸运，但玻尔回答说他不信这些，不过挂在那儿还是有用处的。
欧文·薛定谔，二战后并未去美国发展，主因是30年代他曾去普林斯顿做研究，但因小镇保守，他不但带太太去，还带了情妇，造成小镇轰动。杨振宁不解，他不但有很多情妇，而且希望人家知道他有许多情妇。他还写过一本书，影响后代生物学家，甚至探讨男女关系，认为女人是红色，男人是紫色，男人创造的灵感必需来自于女人。
杨振宁最后谈到物理与哲学的关系，他说两者是很有趣的问题，19世纪前的物理研究受哲学影响较大，今天物理学受哲学影响反而较少。而且哲学要视是哲学工作者讲的哲学，或是物理学家体验的哲学，前者在20世纪中影响越来越少，现在反过来是物理影响哲学，而且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