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文章美国应奉行“聪明”的单边主义

文章说，“9·11”事件使美国外交政策核心从推行民主转向“推销安全”。在反恐中美国所需要的是“聪明”而不是傲慢的单边主义。实行“聪明”的单边主义意味着不能有意激怒盟友或与他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以及美国必须认识到向海外推销自己的重要性，无论这些国家是敌是友
【美国《胡佛文摘》季刊秋季号文章】题：新的世界新秩序（记者安妮·阿普勒鲍姆）
外交政策需要变革
柏林墙倒塌后，自40年代以来一直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套直白规则已不再适用。我们的“朋友”不再因为它反共就是朋友，我们的“敌人”也不再因为它从属于苏联就是敌人。冷战时期创建的许多机构，包括北约，突然显得无足轻重。
在冷战结束后岁月——自1989年11月至2001年9月的10多年里，美国没有十分明确的对外政策。老布什总统发明了“世界新秩序”一词，但他没有拿出相应的政策。海湾战争结束后，他所组建的攻打伊拉克联盟解体了。克林顿总统制订了大量政策，但没有拿出将这些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体系。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还是在非洲全境以及塞尔维亚，美国都在通过宣讲、责难和抨击、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做法指手划脚等方式来推进民主。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其它国家人权记录的年度评估报告。
在这些政策中，有些政策并不是新面孔。至少从卡特时代开始，美国就一直在致力于推进人权问题。然而，在过去，推进民主是冷战的一部分，在国内外都能够以冷战作为理由。而事实证明，为民主本身而推进民主在政治上比想像的要难。职业外交官讨厌这种行为。最近有一位外交官告诉我，他在知道一些不愿接受的人可以不接受美国价值观后感到轻松多了。美国国会议员也讨厌这种行为，因为他们无法向他们选区内的民众讲清楚美国在科索沃的国家利益所在。普通美国人也无法理解民主推进行动所代表的复杂内涵，因此也就一贯拒绝看、拒绝想甚至拒绝谈论近十年来的外交问题。
但即使是人权活动家也讨厌美国外交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每一个人都知道，同样是不讲民主的国家，美国对于贫穷且负债累累的肯尼亚的抱怨远远多于对因石油而富庶的沙特。每一个人都知道，美国对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制裁，却没有对以色列进行制裁。民主进程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开心，即使是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一进程上的人。
反恐战争提上日程
事实表明：由于许多传统外交政策已经发生改变，“新的世界新秩序”
范例———即反恐怖战争———正在形成。公正地说，在2001年秋天，外交政策方面发生的变革并不都是“9·11”事件的直接结果。自当选以来，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就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新政府对自卫更加感兴趣。在2001年9月以前，政府一直在与公众和世界其它国家进行导弹防御方案的辩论。其实，在“9·11”事件以前，布什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了，尽管当时的目标还不甚明确。布什政府当时在这方面的考虑还不足以使其防范“9·11”这样的恐怖事件，但用意是这样的。因此，袭击发生后，布什政府能很快将美国对外政策掉转过来。不过“9·11”事件之后的紧急形势使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轻松了许多。就像冷战一样，反恐战争突然间使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具备了新的指导方针。
新老盟友不可或缺
数天内，“新世界秩序”的第一批基石开始奠定。我们马上拥有了新的盟友，这些盟友的挑选标准不是他们的媒体有多么自由开放，而是他们可能会在这场战争中给我们提供多大程度的合作去对付一种新型敌人。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两个以前常常与我们不和的国家。这些盟友还包括前苏联的两个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国家都允许我们使用他们的领土采取军事行动，这在以前是无法想像的。
我们还与一些老朋友形成了崭新的、更紧张、有时也更加复杂的关系。最明显的是西欧和以色列，也还有其它一些国家。例如，我们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在突然变得更加友好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复杂。巴基斯坦已经接受了我们大量援助和支持。在阿富汗战争中，巴基斯坦官员与美国同行们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而与此同时，由于“基地”组织与克什米尔地区的密切联系，印度在“9·11”事件之后立即将自己的基地提供给美国使用。结果，这两个美国新盟友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甚至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核冲突）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我们因为自己的言论作茧自缚。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依赖巴基斯坦部队，因为我们在阿富汗边境巡逻时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帮助。
一些多边机构的地位和相对重要性也发生改变。“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本能地没有去找欧盟或联合国，而是去找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没人去找欧盟负责外交事务的委员索拉纳，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阿富汗战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什么主要角色。要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联合国的部队干不了，而欧盟的军队还没有形成。“9·11”事件之后，单一国家突然成了唯一能够对恐怖主义发动长期战争的政治机构。
这些改变是永久性的。塔利班确实已经被推翻了，但恐怖主义并没有随之消失。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本·拉丹的“基地”组织不是一群由阴谋制造恐怖活动的人组成的小组织，而是一个由成千上万名训练有素的狂热分子组成的恐怖网络。
也没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就是最后一个此类恐怖组织。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在过去制造了一些敌人。以美国为象征的资本主义今后还将制造出敌人，而这些敌人未必在很远的地方。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关押的“基地”组织囚犯中，有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也有来自非洲、南亚，甚至还有来自西欧的。
单枪匹马难题太多
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敌人”本身的定义，这一定义常常很混乱。我们在与恐怖分子作战，但与哪些恐怖分子作战？布什总统曾表示，这是与“能影响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作战。我的理解是，这意味着“能影响到美国领土的恐怖主义”。尽管布什还没有提到巴斯克分裂分子、泰米尔猛虎组织和爱尔兰共和军，但他提到了真主党游击队和哈马斯。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万一事实证明，我们正在打击的恐怖分子与没有列入我们打击范围的恐怖分子从事的是一样的活动怎么办？“基地”组织肯定曾经资助过克什米尔的恐怖组织，我们是否要对克什米尔的这些恐怖组织进行打击？如果采取行动，我们势必会陷入南亚的泥沼。
然而，完全不同而且远远比这一问题复杂的是对在某些国家生活和行动的恐怖分子的战争，例如英国和法国，我们不能轰炸这些国家。恐怖分子还利用一些合法的企业作为掩护，还有一些合法的账户以及与哥伦比亚毒枭和意大利黑手党类似的洗钱机构。他们不仅能在一个国家内部生存，也能在这个国家的周边生存。要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势必会使我们卷入许多其它国家的财政事务，这种情况以前已经发生过。
我们新对手的性质意味着我们必须现在开始思考与他们作战的新方法，光是单边军事活动本身是不够的。有些人认为，由于在阿富汗采取了果断行动，布什总统的单边主义路线发挥了作用。他们认为，尽管我们的盟友不喜欢我们这样做，但我们不在乎。
制订出多方位政策
其实，这一观点只是从我们在阿富汗的成功中吸取了错误的经验。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美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军事实力。但如果没有其它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俄罗斯和巴基斯坦，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军事实力发挥得这么好。如果没有阿富汗北方联盟和一些普什图团体的支持，我们至少会遭遇更大的伤亡。其实，这场战争的胜利既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也是一场外交和情报战争的胜利。
在今后的数十年中，我们必须制订出多方位的政策，以应对我们现在面临的多方面的危险。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傲慢的单边主义，而是“聪明”的单边主义。实行聪明的单边主义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意激怒我们的盟友或是与他们发生不必要的冲突。聪明的单边主义还意味着我们必须认识到向海外推销自己的重要性，无论这些国家是敌是友。从长期来看，我们的安全不在于我们研制和购买了多少新型导弹，而在于我们将我们的朋友调动起来的能力。我们的安全还在于我们的外交是否成功，而不完全只看我们的军事实力。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不再“为民主而兜售民主”，而是“推销安全”，既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他人的安全。

靶子上文字自左至右为：民主党、乌萨马（本·拉丹）和萨达姆。扛枪的布什：嗨，这只是开始！（原载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