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我们的基因

人类到底能不能以科技手段选择自己的基因？对这个当今棘手而模糊的问题，作者站在未来的立场，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美国《未来学家》双月刊文章】题：选择我们的基因（作者　格雷戈里·斯托克）
使我们能够控制遗传命运的技术终将得到开发，无论它们是否遭禁。但是，不当的控制手段可能大大阻碍我们提高后代健康状况和生活幸福程度的进程。
各种争论来自于使父母得以有意识地选择子女遗传特性的技术。在可预见的将来，转基因人还不大可能出现，改变一个成年人的基因是件让人非常发怵的事情，要以干预的方式来恢复或加强成年人的身体机能需要一些更加简单、安全、有效的途径。
胚胎选择技术指的是整个一类技术：它使父母能在孕育孩子时影响孩子的遗传构成。此类干涉中最简单的将是修正基因。这并不是一种特别激烈的改变，因为它与扫描多胚胎并选择一个具有所需基因的胚胎有同样的效果。事实上，这种胚胎扫描目前已经在胚胎植入前的遗传诊断中得到应用。此类技术已经被使用了10多年，但是，检测对象将在5至10年内变得越来越复杂。此外，随着这类技术走向成熟，父母可以作出的决定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胚胎工程改良人类
防止疾病也许会是胚胎选择的最初目标。但是，胚胎选择带来的可能性或许很快将超越修正异常基因的范畴。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患有唐氏综合征（又称先天愚型）的儿童患多种癌症的可能性都比一般人低近90%。可能的原因是三体性21（即拥有21号染色体的第3个副本，使基因表达水平提高，导致智力迟钝和唐氏综合征的其他症状）或许能预防癌症。如果我们查明这条染色体上的哪些基因有抗癌作用，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遗传学家或许就能拿出一套此类基因，把它们放在一条人造染色体上，然后将其植入胚胎，减少胚胎患癌的可能性。
人造染色体的使用可能非常有效，特别是因为染色体自身可以在用于人体之前在实验室里得到检验。
抗衰老将是基因研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因为这种干预看起来非常可行，而且是很多人都渴望实现的目标。如果能弄清衰老的潜在过程，研制出对成年人有效的药物或其他干预手段，这将是所有人希望的结果。
但是，与对成年人进行基因治疗相比，胚胎工程可能更简单一些，效果也更好。原因是植入胚胎的基因被体内的每个细胞复制，而且这些基因还能获得控制特定组织的元素。所以，有些对胚胎实施的干预手段对成年人却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做父母的很可能把怀孕阶段当作使孩子获得显著健康优势的唯一机会。
■不受欢迎的选择？
抗衰老——也就是说让你的孩子寿命更长——大概会成为种系干预的关键目标，但不是唯一目标。一心为了孩子是人之常情。事实上，民意测验表明，各国至少都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增强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想的不是用简单的疗法避免特定疾病，而是确实使孩子变得更美丽、更聪明、更强壮、更无私等等。许多人希望这种技术一旦可靠就予以采用。就连那些不这么想的人也会感觉有某种压力迫使自己这样做，以免让自己的孩子处于劣势。当然，人们会比较谨慎，因为他们不希望伤害孩子。毕竟，如果干预出现问题，承受苦果和自责的将是他们。
社会或许欢迎某些家长的选择。性别选择在美国是合法的，但在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不合法。尽管在西方没有出现严重的性别失衡，很难看出这种选择会伤害到谁，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美国应当禁止这种做法。将来父母可以通过筛选来消除多种遗传病，其中某些病其实并不非常严重。不久，父母也许就能选择孩子的身高、智商或者他们气质个性中的其他方面：这些可能性或许不久就会在我们的遗传信息中变得非常明显。
胚胎期选择技术将首先用于遗传测试筛选以及选择胚胎。起初，很多人对此都会难以接受，但情况几乎无法控制，因为以这种方式得到的胚胎都可以完全自然地诞生。这些选择也许让人非常苦恼，但并不危险，而且它们对我们来说可能利大于弊。
■克隆大潮的“堵”与“疏”
某项克隆人计划已经使第一例克隆人在母体孕育的消息传出后不久（多数科学家认为这些消息纯属捏造），美国总统布什就在讲话中表示，他支持参议院的一项议案：该议案准备禁止任何形式的人类克隆，包括以创造胚胎干细胞为目的的生物医学研究，即所谓的治疗克隆。
我认为，这样的禁令是不成熟的，徒劳的，误导性极强，而且完全错误。因为无论人类胚胎选择多么让我们不安，它都是不可避免的。胚胎选择已经成为事实，克隆人也正在研究之中，就连直接的种系工程也迟早会出现。这类技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许多人认为它有益；因为它将在全世界成千上万所实验室变得可行；最重要的是，它将成为主流生物医药研究的一个分支。
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重要的问题不是事先调控。请记住，这些技术的危险性并不同于核武器——后者在一场事故中可能会让无数无辜的旁观者在瞬间丧命。这些技术只对那些使用它们的人来说很危险。如果我们把对这些技术的希望和恐惧延伸到未来，并且以此为调控的依据，我们建立的法律必定是拙劣的。
今天，我们的确不具备相应的知识以了解这些技术产生的后果。但如果允许早早使用此类技术，然后从发生的情况中汲取经验教训，那样会好得多。性别选择是个绝好的例子，它表明了真实世界的经验是多么宝贵。许多人想用法律来约束性别选择。但是，发达国家与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情况不同：性别选择似乎并未使前者出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在美国，选择生男孩和选择生女孩的父母大致相当，选择生女孩的略多。许多人认为，如果人们有能力控制生男生女，男孩的数量就会大大超出女孩，从而导致两性比例失衡。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种危险只是我们的臆想。
你仍然可以想象性别选择技术可能引发的任何让人烦恼的情况，并且想到各种可能出现的破坏。但是，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确实出现两性比例失调，我们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制定政策并处理这些特殊问题。这远远比眼下依据模糊的恐惧作出反应要好得多。
■培育精英还是造福大众？
阻止这类新式生殖技术的努力会适得其反，使这类技术对社会产生极强的分裂效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绕过任何限制的富人才能接触到它们——他们要么是搬到其他地区，要么出钱获得黑市服务。
从核心上说，如果处理适当，胚胎选择技术可能产生极强的民主化作用，因为这种起初就能为人所用的干预技术可以弥补多种先天不足。比如，把智商从70提升到100（人口智商的平均数）比从150（仅占人口的1%）提升到160要容易得多。在选择未来孩子的禀性时情况也是如此。提高潜在的精英表现要难得多，因为这必须依赖无数促成该表现的微小因素的综合作用。提高不足的表现却要容易得多。我们没有超人的范本，但无数普通人却可以作为例子教会我们如何调整某个系统，使其至少达到一般水平。
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了解我们有权控制什么，无权控制什么。关于这些技术是否会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们不能自称有选择权。它们终有一天会融入我们的生活。
但是，对于某些问题，我们的确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这包括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它们对社会将造成怎样的分裂以及它们对我们的价值观有何影响等。我对这些技术充满希望。它们可能带来的益处远远大于问题。我想，后世子孙在回顾这些技术的时候会问：我们的祖先怎么会生活在那么原始的时代？他们为什么只能活75年，而且那么年轻就痛苦、艰难地死去？
■“人性”的进步
另一种没有根据的恐惧是：在摆弄自己的生态时，我们可能失掉人性。但是，“人性”一定意味着人类生态中某些非常狭窄的方面呢，还是意味着投身于这个世界的全部过程以及人们的互动？例如，如果我们的寿命延长一倍，这是否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让我们“失掉了人性”？这当然会改变我们生活的轨道，改变我们彼此互动的方式，改变我们的习俗、我们的家庭观念以及我们对教育的态度。但是，我们仍然是人，而且我敢说我们很快就会适应这些变化，甚至对人类过去如何能够在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生存感到奇怪。
如果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远古人想象在纽约市的生活，他们可能会说，在这样一个地方，自己不再是人了，这不是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多数人不仅把这看成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而且是从狩猎和采集以来的巨大进步。我想，这个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在我们开始改变自身生态时出现的变化。
人类如今只处于进化过程中非常初级的阶段，最多也只是青春期。1000年后，当未来的人回顾今天时，他们会把这看作一个原始、艰难、严酷的时期。他们将把我们铺下他们生命基础的那个时刻看作一个非凡的、光荣的时刻。即便100年后的人类生活会是什么样都很难想象，但是，据我猜测，我们对自身生态的调整将对我们的未来举足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