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改革沐风雨四方学者论短长

【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１１月２７日一期文章】题：总结十年改革教训
中国大陆的改革进入了检讨期。自北京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推行改革起，迄今已有十年：改革事业亦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综合各方学者最近发表的评论，改革大致出现以下问题：缺乏改革理论在改革的全盘方针上，北京领导层以至各位理论家都没有明确的共同见解。主张急进改革的人希望把大陆经济带上市场经济之路。不过，面对来自“左”的阻力，他们始终没有清楚提出大陆应如何实行“半资本主义”式经济，及应走多远。思想较守旧的人则坚持要在不造成经济紊乱的情况下推行改革。但这些人没有展示新的改革蓝图。
上述情形更因北京的“决策过程”弊病丛生而恶化。北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高层人员经叔平说：“讯息不灵通，科学化的分析不足。”步伐不稳大陆社会科学家高友谦对改革问题提出一种分析。他指出，“军人意识泛化”，给“经济社会带来许多严重后果”。这主要表现于：往往以军事化方式来推行经济政策。
价格改革受阻，证明稳定派提出的以稳健步伐办事的主张非无道理。赵紫阳最近也说：“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步骤和方法应当审时度势，力求稳妥。”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感到新办事方式会威胁其利益的势力或利益集团。利益不平衡北京经济学者万舒扬就曾表示，“治国的艺术是调整各方利益，保持社会平衡”。西方一位外交家说：“赵紫阳改革遇到阻力，因为人们以为改革只对某部分人和某些集团有利，如沿海地区、企业和个体户等。”
许多分析家批评自１９８０年初以来所采用的“让利放权”模式，容许地方和企业拥有较大的权力和保留较多的利益。
香港政论家方达说：“缺乏中央宏观调控的地方分权，很容易导致各地片面强调自己的局部利益，破坏国家整体的平衡。”新旧制度出现矛盾主张急进改革的人士一直把重点放在打破旧制度，特别是“政府干预”及行政指令。然而，一位亚洲外交官指出：“改革人士忘记了非理性的市场力量有时候需要国家机制加以控制。
即使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中央银行及反垄断的机关，去维持经济秩序。”
一些学者认为，改革若要成功，必须在新、旧制度之间取得平衡。上海经济学家杨鲁军表示，改革不能“喜新厌旧”，有时得“保留、继承或者重新回到过去好的体制和做法上去”。改革不能“单项冒进”推行改革不能单靠一条神奇公式或一项超级政策。价格改革就是一个好例子。
北京国务院经济学家马洪认为，“单项突进的方式，由于措施不配套，容易出现不良的连锁反应。”未能以民主化配合改革邓小平多次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政治学家严家其认为，民主化可消灭“官商”这个扰乱经济秩序的头号问题。他说：“只要实行民主，有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公开化，就能建立真正有效地抵御腐败的社会监督机制。”
上海经济学家杨鲁军说：“改革要努力争取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民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是改革外部环境的最大的宽松。”应善用“一国两制”理论学者最近重提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国务院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发言人宋廷明说大陆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经济奇迹和科
技成就”。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张五常引述诺贝尔奖得奖人、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谈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共存”的一段话：“不同的制度不是排列在一条直线上，而是排列在一个圈子的线上。”他引申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有多种，而二者各选其最佳的，会汇合于圈子线上的同一点。”
当然，理论家们不相信上述各点做到之后，改革就必定一帆风顺。过度小心、避免犯错的心态，会令本来大胆的改革计划大胆不起来。除非建立起“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否则失误在所难免。
例如目前重新强调集中，而这与美国籍华裔经济学教授邹至庄的忠告背道而驰。他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指导，必须符合价格规律……要鼓励竞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