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乐观预言见证今天

8年前，杨振宁教授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信心。8年后，事态发展证明，当日杨教授对中国经济、科研、文化发展的看法，是完全正确、深刻而又富于远见的
【香港《大公报》10月24日文章】题：八年前在《大公报》宴会上的讲话
杨振宁乐观预言见证今天
原编者按　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认为，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需要一批既有技术、又有管理才能的人，成立跨国大型企业，这样，中国的企业实力和经济影响力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杨教授又指出：中国科研的发展方向，需要向体育界学习，就是集中优势项目、人才，争取用几年时间拿下科研领域的“世界金牌”。杨教授还深刻指出：中华民族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拥有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他相信，中华文化在21世纪将会大放光彩，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发展将会为全世界所注目。
上述杨振宁教授的这些看法，并不是今天新发表，而是见之于1994年9月5日《大公报》社长王国华一次宴会的谈话。当日在座的还有杨振宁夫人杜致礼女士、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校长）金耀基教授、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为荣誉高级研究员）陈方正教授等。事隔8年，事态发展证明，当日杨教授对中国经济、科研、文化发展的看法，是完全正确、深刻而又富于远见的。杨教授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信心。
当日在座的还有《大公报》前副总编辑贾斌、现任副总编辑叶中敏。以下为当日宴会谈话的主要内容。
王国华：杨教授，您在科学研究上的成绩激励着中国几代人。我想请教您，您对当前大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知识分子下海，其中包括一些有成绩的科技人员下海，怎么看？
杨振宁：在大陆访问时很多人对此担忧。我对此，并不太悲观和担忧。反而我认为一些有才能的人下海经商，是时代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不重视甚至鄙视经商，这对中国的发展不利。现在有人，特别是一些有才能的人，下海经商是对中国旧传统观念的冲击，对经济发展也有好处，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很需要一批既有技术，又有管理才能的人。这有利于将中国经济推向世界。他们从做生意开始，积累经验，有可能逐渐发展成跨国公司。像美国的“通用”、日本的“三菱”那样的跨国公司、跨国的国际大企业。中国需要建立起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的跨国国际大企业。这样，中国的企业实力和经济影响力才能真正确立起来。
不担忧知识分子下海
陈方正：您说的这个，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还不成熟。中国目前不允许办这样的私人大企业，像上万人的私人企业，恐怕中国不允许办。
贾斌：中国现在就是提倡、鼓励发展非国有企业。我们最近去黑龙江，他们就公开提出，发展非国有企业。那里已有上万人的非国有企业。上海的一个农民办的企业，已有四千多人。
杜致礼：你（指杨教授）说的这种跨国大企业、托拉斯，在美国也有种种限制。
杨振宁：我看从中国长远发展来说，不管以哪种形式，中国在国际上有名气的跨国大公司一定要发展。我认为创建和管理这样的跨国公司并不比在科学研究中拿金牌容易，也不比在科学研究中攻克尖端对国家的贡献小。因为要搞成功一个大的跨国公司，也需要一些很聪明的人，很有才能的人，才能办到。第二，中国的科学研究部门，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部门，人员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一个研究所动辄上千人甚至两千人，加上经费有限，人太多，合起来有的不是零而是负数。本来是人才，也被埋没，变成不是人才了。我准备向中国有关领导提建议：中国的科研需要向体育界学习，要以培养金牌选手为目标，着眼于在科研领域内拿世界金牌。也就是说，要有选择性、有目的地集中人力、物力，去发展优势项目，用几年的时间，拿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来，这才是中国培养科技人才的方向。综合这两点，我对一些专家下海经商，不悲观、不担忧，反而认为是经济发展必由之路。
王国华：您对目前中国科技改革怎么看？
杨振宁：我很有信心，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科技能有更大的发展。以自然科学研究基金为例，开始成立时政府每年拿出8000万，明年准备拿出12亿，由此看出中国政府的决心。
金耀基：12亿？有那么多？
杨振宁：这是前天我见到自然科学研究基金会的一位副主任告诉我们的。还没有最后定，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金耀基：那不得了。
中华文化必大放异彩
杨振宁：中国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雄厚了，必然要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很重视科学发展，对科技前景，我是有信心的。
是你们《大公报》，还是哪份报纸报道一位华裔音乐家最近说，他热爱中华文化，但不热爱中华民族。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能把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分开呢？中华民族最显著特征就是有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去年我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个研讨会上，专门讲21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1世纪将大放光彩，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发展将为全世界注目。当时何炳棣教授不同意我的意见，说我杨振宁之所以乐观，是因为我一生中一帆风顺，没有遭到任何挫折。
金耀基：您对中国和中国的前途，总是满怀信心，这是你的一贯看法。
杨振宁：你看看美国，个人主义膨胀到极点，社会风气和治安一团糟。问题的严重性是现在还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记得1964年有一次我让你（指杜致礼）在纽约车站街等我。现在你根本就不敢在那里等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遭劫。
杜致礼：就是1964年那时候，你叫我在那里等也危险，你不关心我就是了。
杨振宁：那时候还好一些。中华文化已经引起世界上一些人士注意。
王国华：杨教授，您认为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异是什么？
杨振宁：我认为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中华文化是以家庭、社会为中心。
金耀基：我同意你说中华文化是家庭为中心，但不同意你说中华文化是以社会为中心。
杨振宁：在西方各国，你可以看一下，无论在哪个领域，犹太人都能组成一个组织，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小社会。中国人就不行，很少有中国人在一个领域组成一个组织，形成一种势力。犹太人就很厉害。
王国华：有报道说，中国大陆最近对犹太文化比较感兴趣，介绍犹太文化的书很畅销。1988年访问韩国时，曾问过《韩国日报》一位总编辑，东、西方文化的最根本差异是什么？他说：“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东方文化是以儒教为基础，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这和您刚才说的意思差不多。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以集体或以家庭、社会为核心，中国人在国外却不能团结一致而被称为一盘散沙，可是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他们反而能团结，结成一个小社会呢？
陈方正：中华文化是以家庭、社会为基础，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这个讲法我同意。但中华文化所指的社会是大社会，不是小社会、小团体。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社会出发去谈问题。而西方人，不管干什么，搞体育、搞文艺、搞各种社会活动都喜欢搞一个会、一个俱乐部，他们都竞选，争当什么会长，中国人不喜欢这么干。所以在一个局部领域时中国人就显得散。
杜致礼：您说得很对。比如我爱打网球，美国人、西方人就热衷于组织个协会，他们就竞选当会长、当司库。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权利。中国人不愿干这些事，认为这麻烦死了，不愿干。
杨振宁：你说的这些，我说的这些，他说的这些，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一个阴影的影响，这就是中国近百年来落后了，被人侵略、被人欺辱，这就迫使我们反省，我们中华文化是否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我们中华文化是优秀的。经过历史淘汰，中华文化中不好的东西，已经被我们的民族抛弃了，如孔子思想中那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保守主义的东西都被抛弃了。“五·四”运动批孔不能说全错，孔子学说剩下的是优秀的，要发扬。问题是我们要把百年的历史实实在在地、好好地反映出来，把人们引向前看。我最近看了《沈从文传》，当兵时杀了那么多人，我心灵受到震撼。
要从历史时空看问题
王国华：我们正在与中央电视台合拍一部20集的《香港百年》（原编者按：该剧后由江泽民主席亲自题名为《香港沧桑》放映），就是以香港的失而复得为线索，写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屈辱与奋斗史，就是体现您说的这个意思。
杨振宁：那很好，谁来做导演？不能只揭露中华民族的丑恶面，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拿奖牌。要叫他们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从历史事实出发。中国人中有许多有才华的人。在美国最有名气的大提琴家马友友，他两岁时我就认识他。那时，我们夫妇在巴黎，星期天带孩子去卢森堡公园玩。正好，他的父母带他和他的姐姐也在那里玩。都是中国人嘛，就结识了。我们去过他们的家，生活不是很好。但他们父母一心要培养他们学音乐，每星期都送他们到比利时去上课。当时看，好像是在进行赌博。现在，马友友已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提琴家之一。中国也有不少好的电影导演，像张艺谋这样的年轻人都是很有潜在才能的人。你若见到他们，请告诉他们，他们有才华，电影拍得好，但要从中华民族百年史、大时空来拍、来看，相信会更好。

杨振宇

香港中文大学杨振宁资料馆日前开幕，金耀基（右）、陈方正（左）与杨教授一起参观。

杨教授（右）在寿宴上与《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