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霆锋“顶包案”余波难平

香港艺人谢霆锋因交通事故找人顶罪，继而被控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成立，本月16日在香港港岛西区裁判法院被判须做240小时社会服务，免于坐牢；同案的警员刘志伟则被判半年刑期。另外，替谢霆锋顶罪的司机成国定早前已认罪被判囚4个月。
是‘寓教于惩’还是‘明星特权’
这一判令本想为前后已扰攘了半年之久的谢霆锋“顶包案”画上句号，但出乎大众意料的判决在香港又引起了一次社会震动，公众哗然。法律界人士和市民普遍认为，对比同案其他两名被告，法庭有“轻判”谢霆锋之嫌。今年3月，21岁的谢霆锋驾驶价值逾百万元的名贵跑车，在港岛的红棉道上撞向铁栏，未酿成重大事故也无人受伤。本来，这仅是一宗普通的车祸，当时谢霆锋只要如实报警申报案情，很可能只须依法赔偿被损毁的公物铁栏。但谢霆锋却找唱片公司司机成国定冒充肇事司机，妨碍警方调查。事情被香港廉正公署发现后，谢霆锋及涉案警员、28岁的刘志伟被控串谋妨碍司法公正。
裁判官判案时说，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严重，但由于本案相比同类案件，罪行较轻微；案件本来涉及普通交通意外，因涉及顶包至须要判处入狱，但由于谢霆锋已被押监房两周，所以判他做240小时社会服务。一时，对谢霆锋案的裁决“是否公正”成为“法制社会”香港的“城市话题”，从立法会到街头里巷、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人们议论纷纷。
谢霆锋案裁决当天引起正在开会的香港立法会内激烈反应。民协黄国桐律师指出，“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属颇严重罪行，量刑起点一般至少应为判监4个月，“只判社会服务令是非常的轻”。专门接办刑事案件的大律师表示，判决令整间律师楼的“行家”都“跌破眼镜”。
也有舆论认为，罚做义工是“寓教于惩”。判决对象一般为无案底、罪行轻微、再犯机会不大的市民，就是寓教于惩，希望判决对象在服务社会的义务工作中受感化，痛改前非。
对谢霆锋被判240小时社会服务令，也成为香港市民的主要话题，其中有反对也有支持。一位老伯表示这次法官明显偏帮了谢霆锋，但法律应铁面无私，不能因为考虑到他是歌星身份而从轻发落。相反正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应该为年轻人树立好榜样。轻判会为青少年带来错误讯息，以为明星有特权。
谢霆锋被判处服务社会240小时，倘若在惩罚期再度犯事，判罚将会加重，不会只是判罚做义工。而做义工的范围包括：清洁地方；协助刷油漆或扫灰水；土工或简单的建筑工作；剪草、植树或园艺；为一般老人、儿童、伤残及弱智人士服务等。
案件引起社会全面反思
谢霆锋案在香港社会引起极大震动，不仅仅是因为谢霆锋是当今人气旺的偶像明星，受到公众关注，同时也因为谢霆锋案带给了人们许多的启示，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反思和反省，包括学者、媒体、教育界和文化界。
对家庭的启示　谢霆锋出生在艺人家庭，从小就被父母带入娱乐圈，受到娱乐圈中不良习气影响，加上父母离异和很小就到国外读书，缺少家庭关怀和有益的教导，因此，是非观念、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非常淡薄。加上谢霆锋很早就出名、走红，影迷无数，穿名牌、驾名车，出入前呼后拥，有什么大小漏子，自有人为其收拾，如此时间一长，就养成了骄横放肆、不可一世、目中无法的恶习。
此次事件，对谢霆锋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其父母也是沉重的打击，而对香港更多的家庭是个警示，如何从小教育子女有良好的道德和价值标准，而不是仅仅提供富裕的生活。
对社会的启示　谢霆锋是不少青少年的偶像，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但大部分青少年都缺乏分析力，易将偶像神化，作为自己模仿的对象，甚至将偶像的缺点变为优点。在谢霆锋被裁定有罪时，一些年轻人非常伤心，更有歌迷在法庭外痛哭。
香港学者认为，追随明星的年轻人，当偶像犯错时也盲目跟从，扭曲是非，将违法行为合理化，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他们希望社会各方能正确地引导青少年从谢霆锋案件中吸取教训，告诫人们一定要加强法制观念，“谢霆锋之错，错不在撞车，而是错在撞车后没有依法办事，推卸责任”。
对媒体的启示　香港有报道指出，媒体近年和娱乐界玩低俗、揭隐私、标榜反判，甚至推崇黑社会，使社会弥漫是非不清的浊雾。如传媒在报道苏永康服食软性毒品案件时，本末倒置，将苏永康塑造成英雄，不少忧心社会风气的人士大摇其头。
而在此前，香港早有学者就媒体的社会责任进行呼吁和探讨，希望媒体能正面引导读者，而不是一味以市场为标准去迎合读者。希望谢霆锋案能使香港媒体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责任。

谢霆锋（图左）剪下了小平头，在父亲谢贤（图右）的陪同下前往法庭听候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