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特稿：诺贝尔文学奖的变迁

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即将发表。但是，即使诺贝尔奖创立已有八十四年的历史，瑞典文学研究院仍无法猜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心中的得奖人：究竟属于何种作家。
诺贝尔在遗嘱中指定，文学奖应颁给其作品为“一种理想倾向的最高杰作”的作家。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为纪念瑞典文学研究院创立二百周年的书中，该院院士瑞典诗人艾斯普马克说，“理想倾向”的概念，自一九○一年颁发第一次诺贝尔奖以来，已屡作修正。有机会接触瑞典文学研究院机密文件的艾斯普马克说，“颁赠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试图解释遗嘱中语言含混的语句的一连串的尝试的历史。”
艾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一书中说，早期的十八位院士，把“理想倾向”一词，解释为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保守的理想主义的支持。
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诺贝尔心中实际上有一种更爆炸性的想法。
艾斯普马克引述一封二十年前发现的信件中，一位诺贝尔的密友所说的话：“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理想倾向’一词，指的是对宗教、君主政体、婚姻以及社会秩序等整个的非难。”
不过瑞典文学院却以诺贝尔的遗嘱作为当时拒斥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的理由。说他把“纯粹的偶然”作为世事的决定性因素。法国作家左拉的落选，则因他作品的“世俗倾向和有时明显的玩世不恭”。挪威的剧作家易卜生落选的原因是他“令人迷惑的尖刻手法”。另一位传统价值的强烈批评者、瑞典本国的文学巨匠斯特林堡，则根本未获诺贝尔奖的提名。
艾斯普马克说，早期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未用来促进诺贝尔的国际主义，而是奖励反对现代观念和语言的地方主义者。
但当老一代的终身院士凋落而由新一代的作家和学者替代之后，这种情况就有剧烈的改变。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激烈辩论中，对“理想倾向”的解释，终于成为“对人类深刻的同情”和“广泛的人道主义”。爱尔兰诗人叶芝（一九二三），剧作家肖伯纳（一九二五）及德国小说家孟恩（一九二九），就都是在这种新的解释下获奖的作家。二次世界大战时，“理想倾向”又有新的定义。当时纳粹德国的心理小说家海斯的《草原之狼》，被院士们评为“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而落选。但战后在一九四六年，他却因“十分勇敢的精神实验”而获得诺贝尔奖。
艾斯普马克说，战后的文学奖，大部分都颁给现代主义的“探索者”和“独立的大师”。
到七十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又规定必须颁给仍在创作的作家，并必须注意尚未获世界声誉的地区作家。艾斯普马克说，新政策使尚未建立声望的作家如美国的艾萨克·辛格，希腊的奥迪塞乌斯·埃里蒂斯，保加利亚的卡内蒂，美国的米洛兹等终于也有获奖的机会。诺贝尔文学奖大部分都颁给西方作家。曾经获诺贝尔奖的亚洲作家只有两位，一位是印度的泰戈尔（一九一三），另一位是日本的川端康成（一九六八）。非洲作家迄今也无获奖的机会。
最近舆论的压力有迫使该院注意第三世界国家的趋向。如中国的巴金，即为评论家希望获得该院注意的亚洲作家之一。为了消除语言的障碍，该院并已致力翻译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作品。瑞典的东方通和汉学家马穆克维斯特，也已于去年当选为该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