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冷漠、追求自我的一代

【台湾《天下杂志》九月号文章】题：实际、冷漠、追求自我的一代（作者李慧菊）三百多万颗年轻的心二十到二十九岁的这一代，若以“量”来看，可说是台湾最厚的基础。这一代有三百四十多万人，是所有年龄层中最庞大的一组。
三百多万个人，人人不同，但属于这一代功利、冷漠、竞争、保持弹性的特质，却不难在年轻人身上找到，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正如台大杨国枢教授在《大学生人生观的变迁：二十年后》一文所写，好一点的薪水，好的事业前途，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投票有什么意思，选谁不都一样？”“环境污染当然重要，但抗议有用吗？”这是许多年轻人很容易脱口而出的话。
“现在的年轻人，谁不在追求实质的利益？”二十六岁的明台产物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李天翼说得毫不犹豫。他举证，现在朋友见面劈头三句话是：“你在哪工作？待遇怎么样？环境好不好？”
这一代的竞争意识非常强烈，汲汲于成功。“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不如一头撞死算了！”一位在公营金融单位服务的年轻人，希望凭他的努力及分析能力，七八年后能做到助理副总裁的位置，他今年二十八岁。只好自己顾自己都市生活的确大不易，至少在谋职方面，越来越显得粥少僧多。
根据内政部职业训练局的统计，二十年前一个求职者平均有二点三个工作可以挑，但到去年已经少到零点九七个机会。
“在这么竞争的社会，当然只有先顾自己啦。”台北市政府财政局二十九岁的科员林慧芳还记得，她高考的那一年，那个项目有一千人应试，只录取六个人。
冷漠，自顾自的冷漠，不仅写在都市人的脸上，而且是由衷地淡然。
这一代有人说：“我不相信党外真的能做事，但我就是高兴投给他，有点制衡。”也有人说：“我不投票，因为只看见那些人包舞厅、捅漏子，没看到他们做了什么事。”
关心、有兴趣谈，却不想参与的态度，不仅表现在政治活动上，社会活动也一样。经济引导一切“现在的少年人，跟以前很不一样罗！”叔叔伯伯、婶婶阿姨，甚至父母、师长，大概都对二十几岁的晚辈说过这句评话。
这一代是不一样了。但为什么不一样？
政大新闻系教授陈世敏相信，是社会在引导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他形容社会象一个游泳池，“一跳进去，就非跟水接触不可。”
过去二十年，台湾的整体理想有两条主线，在政治上是“消灭万恶共匪”，在经济上是“增产报国”。结果政治上的目标仍未实现，益加显得经济的突出发展。
经济成就肯定台湾的国际地位，社会跟着开始以经济成就衡量个人。而且跟相信数字的经济世界一样，社会衡量成就的标准，也从此开始数字化了。
对教育的评价也不例外，好学生是成绩高的；好老师是最能教出“好”学生的；学校的好坏是按升学率排出来的。
“家长每次来学校谢谢老师，都是为了他子女考上好学校。有谁是为了老师把学生教好的？”北县福和国中训育组副组长曾昭丽（二十九岁）为此不胜感慨。高教育？高水准？社会上在讨论如何导正纪律、公德败坏、人心浮躁的时候，“以教育治根”往往是他们的结论。但另一方面，在现存扭曲的教育价值观下，较高的教育程度似乎也不太能帮助年轻人建立较平衡的价值观。
而这一代的教育程度，却是所有年龄层中最高的一批。二十到二十九岁的这一代，平均每六个人就有一个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是他们上一辈（四十到四十九岁）的三倍多。
他们一方面受经济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在政治、社会参与方面却又受压抑。政府对大陆沦陷前的学潮，一直耿耿于怀，所以至今不鼓励年轻人参与政治，尤其是在校生。
拿到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任广告副总经理的蔡式渊，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一代年轻人会如此冷漠，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核能安全、社会治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未来也看不出明显的解决方法，“既然没有明显出路，自然很难吸引年轻人热心地投入”，蔡式渊说。享乐的人生“我觉得人生就象来玩一场，自己快乐最重要”，帮《欢乐》杂志画漫画的陈弘耀（二十二岁），觉得人生不必太严肃。
在逐渐富有、只顾自己、自觉无力改变政治、社会现状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就象陈弘耀一样，追求自己的快乐。
消费型态的改变，很能反映这一代“快乐，而且为现在”的心态。
他们舍得吃、舍得花、舍得玩，甚至贷款百万新台币买房子自己住，都不是新鲜事。
二十九岁的财政部专员李明辉，拿到企管硕士，回国工作还不到一年，就贷款一百多万买下一间公寓房子，“我是能贷款就贷款，这是趋势。”他显然相信这一代年轻人都不怕负债。更好或更坏的两难也许聪明世故、功利而实际，又肯努力追求成就的这一代，的确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福和国中的曾昭丽就说：“我相信生活上选择多、刺激多以后，可爱人会更可爱，堕落的会更堕落。”
这意味着社会变得更浮靡，还是在自我、实际之后，会有自律？
冷漠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深的热情，能刺激更大的改革与进步？
在是与否、这个方向和那个方向之间，这一代的年轻人会怎么选择？或者他们不愿、也不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