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之死地而后生

季先生不仅精通数国外语，而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语言教育工作。先生认为要想学好外语，学生本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有才能，加上勤奋，就能学好外语。
【香港《明报月刊》9月号文章】题：置之死地而后生———季羡林谈外语教学（作者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教授鄢秀）
季羡林先生的博学以及他传奇的一生，早已为世人称道。然而有一点常被忽略的是，季先生不仅精通数国外语，而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语言教育工作。笔者曾在北京参加一个应用语言学会议，有幸当面向先生讨教，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先生为人朴实厚道，关于他平易待人的种种轶事，我早就听说了一些，但到了真的上门拜访时，心中仍有些忐忑不安。
绕过那池当年季先生亲手种植的荷花，就到了朗润园先生的寓所。先生亲自迎到门口。“屋里坐！你是搞语言的，在美国学的。”虽然有了心理准备，但先生如此亲切，仍然令我感动得一时语塞，原来想好的一大堆“仰慕”、“感谢”的话竟说不出口了，于是直接进入主题，告诉先生我想请他谈谈关于语言教学方面的问题。
教学法是‘狗熊掰棒子’
他回忆说，做了30多年北大东语系主任，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前后，老是搞教学法，“什么直接教学法、听说法……隔两年就变一变，什么样的都有，改了起码也有五六遍。”不仅如此，他们还是全国搞教学法的龙头呢；“来了一个教学法，就学习，（然后再把经验）传到别的学校。我现在回忆起来，15年之中，我这个系主任的工作，主要就是搞教学法。”“教学法的结果是，北方话叫‘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我们改了五六个教学法，哪个比哪个好，也没有结论。”
先生提到的这些教学法，都是由西方传到中国的，有些至今仍是中国外语课堂教学法的主要构成部分，如先生提到的直接教学法和听说法。
直接教学法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美非常流行。这种教学法以孩童学母语的情况为模式，强调“自然学习”。主要特点有：课堂语言采用目标语；语法以“总结”的方式进行，词汇的教授以实物、图片或者演示的方式进行，而较抽象的词汇则以联想的方式教授；口语训练则采用精心设计、循序渐进的师生问答方式进行等等。20年代后，纯粹的直接教学法就开始衰落、转型了。
听说法则兴起于直接法衰落之后的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参战后，需要大批能说流利外语的人才。政府资助大学为军队开办外语训练课程。这些课程强调口语，训练采用的办法是先听再模仿，再渐渐学会说，并了解目标语的语法。这种“军队训练法”后来为许多外语训练机构采用，通过研究总结，发展成了所谓“听说法”。该教学法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句型操练，而与传统外语的教学法（语法翻译法）最不同的是，“听说法”不是先训练读写，而是从听开始，然后是发音、口语训练，最后才是读与写。
先生认为，使用这些通行的方法效果并不理想，要想学好外语，学生本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采用一种教学法的时候，一个班里面最好的学生，一年下来，可以教那个最坏的。同样的教学法，好的可以教坏的。”
学语言　天资排第一
究竟为什么有的学得好，有的学不好呢？语言方面的天分再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这个道理似乎平常得很，但从先生口中说来，却有返璞归真、令人“大彻大悟”的感觉。
“我想，学语言，一是你要有才能。我不用天才这个词，吓人。每个人才能不一样，这是肯定的。第二是要勤奋。有才能，加上勤奋，就能学好外语。没有才能，再（加上）不勤奋，确实学不好。”
说到天资和勤奋，先生认为天资还得排在第一位。他说：“学外语如果不行的话，赶快撤退打篮球，可能是冠军。”
先生认为，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去搞那些教学法。“方法很简单，让学生尽快接触原文，不要慢吞吞地给他们讲”，不要“在黑板上写动词变化什么的，要接触实际”。
先生以自己学俄文和梵文的经历为例，说那时他在德国，俄文课每周只有4个小时，共20个星期。老师开头就把字母讲了一讲，原以为可以慢慢来的，没想到第三堂课时老师就拿了一本果戈理的短篇小说，让学生念！结果一星期4小时的课，学生起码得花上3天时间来准备：查语法、查生词……生词还只能查到前半个，后半个至词尾部分查不着，苦得很。先生说，不过20个星期下来，学原文、弄语法，念完了整本小说。
先生学梵文的情形也基本相同，也是20个星期，一本书，自己查语法、查生词。先生记得学梵文时的课本编得很好，前边是语法，中间是课文和练习，最后是像小词典一样的辞汇表。学生在上课以前要好好准备。
“老师不讲，就你讲，讲不对的地方，他就给补充，他自己不讲的。”
对于这个方法，先生引了18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话来总结：“学外语啊，就像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边，推到池子里边去。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淹死，一个就是……淹死的可能呢，1%都没有。”
看来采用这种教学法的教师，一定得具备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魄才行。
‘不要脸’才能学好外语
先生掌握的外语之中，有被称为“死文字”的梵文、吐火罗文，也有“活生生”的德文、俄文、英文、法文……那些死语言是不说的。先生解释道，梵文就像我们的文言文一样；吐火罗文本身就是研究对象，不能作为工具……“学了吐火罗文，也不会搞这个计算机。”先生总是不忘幽默。
“说话那是另外一码事儿。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不要脸的人啊，学得好外语！”先生所说的“不要脸”，指的是“不怕犯错”，“不怕被人笑话”……“说错话每天都有，没什么了不起，（母语尚且如此）外语就更可以原谅了。所以我说，不要脸的人，学外语就快，他敢说！”
我终于问了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人学一门外语已经觉得十分困难，而像陈寅恪、季先生这样的大师，竟然能通多国外语？
季先生说：“外语愈学多了，就愈容易，尤其是印欧语系。”他说：“美国我不知道，德国大学生，起码懂四门外语，不要问‘你会不会英语啊？会不会法语啊？’多余的！”
我向先生讨教：“这几种欧洲语言本来就很接近，德国学生能精通这么多门外语，是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呢？”或许潜意识里笔者在为自己做不到“通几门外语”找借口。没想到先生竟完全同意，还举了恩格斯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很要好。去度假，恩格斯当翻译。他一年可以学三种语言：瑞典语、挪威语、丹麦语。当然他说得也是磕磕巴巴，不能那么流利。但他一年掌握三种，并不难。”
虽然欧洲人学习多国语言确实比其他地方的人得天独厚，但我们学了英语，要想再学法语、德语……先生认为一样不难。先生的这番话，真是让人备受鼓舞。笔者当天就在北大三角地书店买了几册法文书。想着起码得把这门荒置已久的“二外”读通。
关于这位“世纪老人”的传奇，笔者读了不少，可今天却亲身体验到了老人对于语言教学所作的精辟论断，正是一代大师所具备的超凡洞察力的体现！
本来说好只谈一个钟头，可实际上已大大超过了。要不是猫咪进来跳到季老膝上“加入讨论”，大家已经完全忘了时间。季老还慈爱地告诉我，这只猫咪是从山东老家抱来的，所以他特别喜欢……从季老家中出来，又经过那片荷池，一阵凉风吹过，仿佛送来阵阵荷香。虽然是秋天，可是“如沐春风”的感觉，恐怕也不过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