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八十述怀（下）

我来台的真正牺牲者是我的家庭，内子身体病弱，仍在五十九年获得博士学位，儿子十八岁便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六十一年获博士学位，都是有志学术的。但因为我的多时离家来台，儿子需辞掉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在家陪伴照料母亲，直到内子去世。我在台如作了些事，获些虚誉，付出“代价”的是内子和儿子，除非麻木自己不去想，一想便不安。
我跑过许多地方，譬如十几岁以前在广州，然后到天津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教书两年，共十年；真正喜欢的却是北平。北平为元、明、清故都，不仅文人鼎盛，名胜古迹也多，北海、中央公园、颐和园、西山，不论城里或近郊，各地空气清新，景致开阔，随处可玩、可看，不象台湾到处挤满了人，令人觉得紧张。大概是因几百年文化陶冶的关系，北平民情普遍地厚道，有礼貌，朴实；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既不是政治城，也不是工、商城，而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文化城。论气派，其他地方尽管有很富裕之地，但完全不可和北平相比。我在民国二十三年至抗战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三年。对北平印象之所以深刻，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跟当时心情愉快有关的；大陆沦陷后，不仅城墙拆了，人也不同了。
我最怀念的老师是在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我的饶毓泰先生。“文革”时他受尽迫害，自尽而死。这个消息，我到很晚才知道。
一生中我只在初中阶段，遵伯父之命写过日记，以后就不再写了。做学术笔记，我倒是从大学起使有这个习惯。我第一本专著是在抗战时撰写出版的。到目前，我写了五本英文的、八本中文的物理的书。
我的兴趣很狭窄，只有物理学，也偏心地以此衡量别人，我喜欢敬重戮力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不喜欢那些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
这些年来，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念了十几年的科学，从国外拿了博士回来，在学校抢做行政工作，甚至一有机会就想去做小官，这种人念书的动机是为名为利，我看了最摇头。
我以为当前知识分子最应具备的一点，即从前人所说的骨格。我最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谀、睁眼说瞎话的人。
我可以说是不热情、不大主动和人来往的人，我懒得应付一些说话敷衍、客套、不真诚的人。
学校教育使我成为一个极理性的人，不轻谈中国复古，不醉心全盘西化，也不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对事物有我个别的选判看法。
关于学术著作，我仍不断在做，最近新加坡刚出版了一本我前年写的书《量子力学》，这本书可代表若干年来我教量子力学的精华心得。剩下的一部分手稿，还有待补充。
我看今日社会，家庭组织跟从前不同，小孩放了学，大人也不在家教他，从前那种一家大大小小的规矩和风气没有了，大家对传统教人修身为人之道已淡薄得很，礼貌荡然，公德心也差。每天早晨我去植物园散步，都会看到到处丢弃的烟蒂和饮料空罐、纸盒，还有人故意丢到荷花池里，尽管垃圾筒就在旁边。
一个没有公德心的人，我想，则绝不可能成为一个为大众谋福利的人。
目前工商业愈来愈发达，人们趋利的心理也就愈来愈重。从前人的生活朴实，利的观念淡；现在社会愈繁荣，价值标准愈以“利”为先，讲究物质生活，谁有钱就看得起谁。青年人念书，以“出路”、“收入”为选择优先，真正对学问发生兴趣的寥寥无几。所以我认为台湾这些年富庶，并不完全是好事情，也有负面的影响。
社会风气败坏，很难靠一二人呼吁的力量扭转。我以为政府当然应着重经济发展，但不要太偏，不可一再强调学术的目的纯是配合社会之经济效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