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是从哪里来的？

【苏联《苏维埃文化报》文章】题：寄生生活的魔力（作者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内务部长格拉杜什）
罪恶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在一个按最高的社会进步标准生活的国家里还有一些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生活规范——为大家的福利而劳动的义务——的人？
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单一的回答。寄生生活作为一种现象应看到它的整个复杂性。应当坦率地说，至今为止，我们同这类坏事作斗争并不是经常都取得了成功。内务机关和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以及共青团共同进行的社会学调查弄清了产生寄生现象的最典型的一个模式：小时候由于愚昧的家庭教育养成懒惰习气和精神萎靡，而后学校也没有使尊重诚实劳动的种子，高度评价劳动报酬的每一戈比（正是应该对每一戈比！）的思想在幼小的意识中牢固扎根，这一戈比虽然很少，但它却是一个有用处的人、一个成功的人的努力，即人的自我完善的等价物。道德真空逐步扩大自己的范围，“奢侈生活”的诱惑越来越使年轻人着魔。最后，厚颜无耻地公开宣布自己应受大人抚养，同时示威地、挑战地断言，不仅有权剥削父母，而且有权剥削全社会。
再如，为了追求高薪而经常变换工作的人对自己藐视集体主义原则从不感到羞耻，相反，常常把这种“游牧式的”生存方式叫做“独立性”和“寻找自我”。实际上，他们的活动只是为了寻找一个能继续逃避纪律和不受惩罚地弄到“可以任意挥霍的钱财”的安身之处。就是这些不劳而食的人在许多方面刺激了干部的流动，这种流动给社会带来经济和精神损失，差不多有一半由劳动安置部门安排工作的人随后无休止地变换工作，这些人实质上是置身于劳动集体的监督和影响之外。这使那些越来越惯于按“什么都可以干的”规律活动的人内心处于不稳定状态。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追逐自私目的的犯罪，是这种好逸恶劳者干的。
有很多预防不劳而食的措施。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最有前途的措施是，在专门规定的重点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不劳而食者进行再教育。滑到可怕的、布满危险的、寄生的崎岖小路上的人在那里会认识到，为公共福利而进行劳动活动该多么有意义。
在研究了这种再教育方法的效果之后，我们开始在专门机构——收容所里建立生产基地。
在这些生产基地里，人们生产各种（哪怕是最简单的）产品，用自己的劳动解决吃住问题。一些好逸恶劳、懒惰成性的人第一次被收容到乌克兰各收容所的生产基地里。我们也曾产生过怀疑，也碰到过困难，但是，事实表明，新做法是正确的。这些人不再象过去那样邋遢了，而是外表整齐，真正挺起了胸膛。
开朗的微笑代替了阴暗的左顾右盼的目光，人性开始恢复，十分令人高兴。
为了今后不再发生错误，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在内务部门和经济领导人的参与下重新审查了共和国重点企业名单。分析结果证明，年龄介于三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既有专长又有中等以上教育程度的男人最常受到停止寄生生活方式的正式警告。不必采用刑法手段，许多人就可以重新从事积极的劳动活动。为此需要国家机关、经济部门和社会团体进一步协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