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八十述怀（上）

他说，“我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生活”，“我来台的最大牺牲者是我的家庭”，“我跑过许多地方，真正喜欢的却是北平”。
【台湾《联合报》七月三十一日文章】题：八十述怀（作者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
我五岁，父亲即过世。由于没有兄弟姊妹，因此母亲把全副心力都放在我身上；我从小没有机会也不大喜欢和别的小孩玩，言行举止也完全是以母亲为榜样。母亲虽然是在旧式家庭长大，也算是有新观念的。
我记得十几岁离家北上天津求学时，母亲叮咛：“所有的袜子、手帕、衬衫、内裤，都要自己洗，不要给洗衣房洗！”从那时开始，经过留学、留居国外，这个习惯我还保留着。今天在台，有时仍自洗手帕、内裤、袜等。
此外，我从母亲得到最好的教导和最深的影响，则是多为人着想，不要使人为难或不好意思·
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认为念书乃天经地义之事。自小学、中学到大学决定念科学，一切也似乎是很自然而然的，未犹豫过。对中国诗词旧学和新文学，我都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在大学阶段，开始景仰一些有科学著作的人，所以慢慢地、自然地走上科学这条路；此后对物理学愈深入，兴趣愈浓，更不再有做文学家或改行从商、从政的念头。
今我年届八十，大致上讲，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生活，好象一条河，顺水下来，没有很大的波折。
谈到我一生最充实甜美的一段生活，要算大学住在学校宿舍念书的时候，只管求学，不大去想将来，也不为自己前途忧。我脑子里向来不存做官和赚钱的思想，唯一的念头是在学术上做工作，能列身著述之林。
其次比较轻松的阶段是民国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我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一个有点似中央研究院的机构。那时太太身体好一点，堂弟大立夫妇给我们一个小儿（葆之），在渥太华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平日，家居生活以小孩为中心；隔个几年，则作一次长途学术性的旅行。
回想在美国留学那一段日子，经济不宽裕，三角钱票价的电影，也只偶然地去看一次。我是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的，但我因和女友（后来的妻）一起出国，要供两个人的用费；且她身体赢弱，屡次进医院、进疗养院，精神上未免有压迫感。
我与内人冠世自初认识到她去世，长达五十一年，中间有辛酸、也有欢乐。最大的苦痛是她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抗战期中在昆明时，一个人病在床上，另一个人要工作还要照顾病人。一直等到抗战结束后出国，到加拿大，她身体才好转。
提起过去，尤其近二十年在台湾的工作，不免要算个总帐。民国五十六年春，应先总统蒋公命，任科学发展事，自那时起，每年冬夏假期回台四五个月；到六十七年夏起，我个人即全部时间住台。在这十九年的时期中，虽然尽可能地不抛弃物理，写了好几本物理学的书，但无疑地在台处事处人，都占去了很多心力，不再能专心作研究了。内子以为我来台，是牺牲了研究工作，但我以为在台的工作，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对得起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台湾学子，它比我自己多作一些“研究”有意义多了，所以虽在物理上落伍了，也不后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