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评论：《中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带有人情味》

【英国《卫报》八月五日评论】题：中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带有人情味（作者Ｒ·Ｗ戴维斯）（原编者注：英国伯明翰大学俄国和东欧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同已故的Ｅ·Ｈ·卡尔合著有关于苏联历史的著作。他最近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中国的高级苏联问题专家。他在七月三十一日撰写的这篇文章中，从中国的角度对戈尔巴乔夫的俄国进行了探讨。）
一位苏联培养出来的中国经济学家用流利的俄语对我说，他已得出结论，认为自俄国革命前就已流行的社会主义的整个概念是不成熟的和片面的：“我们错误地认为，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任何事情都必须由国家来管理和由中央来控制。”在五十年代中期和一九七六年期间，在毛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现在被官方称之为“传统体制”，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的几个主要特点，同从一九三○年到目前为止的这段时间苏联经济的几个主要特点是一致的。
西方的评论家们常常忽略了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在和平时期的苏联，即使是在斯大林时代，城市工人（除了那些被判处强迫劳动改造者以外）始终是享有更换工作的自由的。在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都曾在一两年内幻想建立一种由中央统一分配劳动力的制度。但是，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劳动力的流动问题一直是苏联当局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中国，五十年代对劳动力实行了强制性的管理方法和中央计划。工人在没有得到许可之前不得更换工作，他们的雇主也不能解雇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工作有保证——中国人称之为“铁饭碗”，但另一方面，工人失去了选择工作的自由。
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的最大弱点是，中央统得过死，缺少地区性计划，效率低，而首要的问题是，缺乏技术革新。中国经济也同样受到了这些弊端的困扰。
中国承认了这些弱点，而后决定用被称之为“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制度。到一九八二年，也就是在毛逝世六年以后，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制度已几乎全部被责任制所取代。中国当局对这一变革的成果十分满意。农业产量自一九七八年以来已取得了明显的增长，并同工业增长率并驾齐驱。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对外开放政策。四个经济特区尤其在大力执行这一政策。
试验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新建的深圳大学鼓励学生们在校园里建立业余工厂，以培养创业精神（一个大学生合作小组为当地的一些饭馆洗桌布）。
在上海同我们讨论时批评从前的一切社会主义概念的那位由苏联培养的经济学家，现在仍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他向我保证：“一种效率高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迟早必定在中苏两国、甚至在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