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克里姆林宫得势的美国通（下）

由于这些美国通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影响日增，他们现在已处在一种同以前相比大为有利的地位，可以为制订和执行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提供一个更为有力的智囊团。最近，苏联接二连三地抛出裁军新建议，便是它已开始新的一轮更为有效、当然也是更为雄心勃勃的外交活动的明显迹象。
不过，美国通也给他们的新地位带来了某些严重的不利条件。他们在莫斯科的党内同事、甚至专门研究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问题的对外政策专家们有时可能认为，他们只考虑同华盛顿关系的倾向可能是误入歧途。
这些美国通还缺乏同他们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相适应的国内权力基础和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他们在西方生活了一些年，甚至几十年，在大多数目前还健在的党内坚定的官僚们看来，他们太西方化了，与中央委员会的传统格格不入。
此外，由于他们在国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与外界隔绝的苏联使馆里度过的，他们对西方真正了解的程度，如同他们对苏联现状的认识程度一样，也各不相同，相去甚远，他们在这两个方面估计错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忽略。莫斯科党内传统的统治集团将非常密切地注视这些美国通，希望他们能用更好的成果来证明、而且迅速证明他们确实应该在党内多分到一部分权力。、
这些美国通是苏联集团内部罕见的工作非常努力的那种苏联人。据说在华盛顿多勃雷宁手下的一些苏联外交官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连星期六也不例外。他们在华盛顿工作使他们在其他方面“美国化了”，也使他们同苏联典型的官僚大不相同。同一旦掌权就大肆炫耀权力、十分厌恶相反观点和同自己的信条不一致的人的官僚们不一样，这些美国通比较乐于听取意见，或者也可能比较谨慎。他们不从意识形态出发匆匆作结论，而首先设法弄清情况，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观点，再使自己的观点与党的主导路线一致起来。他们最主要的特点是不盲目向别人下命令，而是使大家意见一致。这种做法从长远角度来看毕竟更可靠一些。
这些美国通显然是献身于共产主义制度和发展苏联利益的事业的，但与此同时，他们却不一定同意陈旧的意识形态教条中的每句话或共产主义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过于“西方化”了。同党内大多数好斗的纯粹搞意识形态的人相比，他们作为灵活的外交官，要谨慎得多。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经验和比较丰富的知识又使自己不失为那些人的可怕的对手。这种复杂的情况大概已在公开外交活动中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