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智利南朝鲜和南非的态度犹豫不决

【美国《纽约时报》七月十三日文章】题：暴政的代价（记者刘易斯发自巴黎）
最近几年，有好几个独裁政权和军人政权被推翻，这使人们更加注意余下的这种政权。
人们一直在辩论：当各种力量聚集在一起以推翻暴政的时候，会不会有破坏原有的秩序却没有同时颁布法律和给予自由权的危险。
有些人说，在一些国家，推翻现有的政权或对现政权进行深刻的改革所带来的后果，有可能与目前的痛苦状况一样糟，甚至会更加糟糕。如今，智利、南朝鲜和情况独特的南非就是其中几个发生对抗的例子。因此，美国政府在促使某些国家出现激烈变化方面态度犹豫不决。
以尼加拉瓜为例。在那里，赶走了一个独裁者，却建立了一个更加独裁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在美国帮助下）战斗还在继续。海地垮下去以后，自己无法振作起来。菲律宾看来很有希望，然而不能认为那里的稳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里根总统的运气不错，他正好是在世界一些地方（特别是拉丁美洲）民主制度不断扩大的时期担任总统的。但是，如果说这要归功于美国政策的话，那就应归功于卡特总统的政策。卡特总统在人权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帮助奠定了基础。民主势力的挑战趋向成熟和得势是需要时间的。
目前一期《外交政策》季刊上刊登了一些讨论美国应该考虑的因素的有趣文章。前国务卿万斯说，是否关心人权问题，这既是一把衡量美国对外政策的理想主义尺子，也是一把衡量这种政策的现实主义尺子。他说：“美国必须时刻牢记，压制希望获得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要求，势必播下导致不和和暴乱的种子。因此，支持能增加个人自由的富有建设性的变革，在道义上是对的，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国会议员斯蒂芬·索拉兹则集中讨论在抵抗运动发展壮大并呼吁给予帮助的时候美国是否应介入的问题。他坚持说，不可能有一个总的答案，任何一个例子都不能成为下一个例子的带强制性的先例，他这种态度是明智的。他把深为人们所理解的美国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反共和同情共产主义都不能成为介入的充足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