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满怀理想到死的解脱

【香港《文汇报》六月十九日文章】题：由满怀理想到死的解脱
——谢玲来港六年的最后选择（作者杜法祖）
四十八岁的新移民谢玲是文革前内地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一直在内地单位任技术员。可是来港六年她不能学以致用，并饱受生活的煎熬和精神的困扰，终于无法再忍受下去，前日在新城市广场高处跳下，了结自己的一生。
昨日谢玲的儿子在沙田元洲角临屋区的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回忆了他母亲生前的一些往事。名牌大学修读水利
谢玲是内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在文革前夕毕业于交通大学水利系。在大学时和现在丈夫蓝景浩相识，毕业后她分配到福建水利厅任技术员，而蓝景浩则在昆明任机电工程师。不久两人结婚，谢玲并调到了昆明和丈夫团聚，俩人分别在机电部门担任各自专长的技术性工作。来港前一家的生活水平普通，但相当平稳。到了七七。七八年，国家政策开放，谢玲想凭夫妇俩的专长到外地闯一番事业，故凭在港的亲戚向单位提出申请移民来港，到八○年一家五口的申请被批准。来港只做车衣女工
但是本港的现实粉碎了谢玲来港开创事业的希望。因为语言不通，学历不被认可，两夫妇根本无法找到较为适合自己的工作，当一番努力落空后，谢玲不得不进了一间制衣厂和一些十几岁的女工一道学车衫，而她的丈夫则在厂内做杂工。当时谢玲年纪已不轻，加上以前又从来没有接触过车衣方面的工作，所以学起来倍感吃力，直到前几个月，仍车得很慢，也赚不了多少钱。而她丈夫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从事了二十多年的脑力工作，一旦到工厂从事扛扛抬抬的体力劳动，根本就吃不消，不久得了胃出血病。迁就儿女勉强留港
六年来，谢玲夫妇这对知识分子不但要面对物质生活的贫乏，而且还要忍受精神生活的空虚苦闷。有一段时期，谢玲曾经和她丈夫商量重新回内地做自己适合的工作，但是一考虑到儿女已经渐渐地适应了本港的生活，为了儿女的未来，所以几次都将这样的念头打消了。现在她的大儿子在中文大学读一年级，二女儿及小儿子则分别在公立学校就读中一及六年级。
为了儿女能长大成材，两夫妇只好拼命工作来支撑家庭，但是这两个内地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在港做的工作却很不值钱。平时谢玲每月的收入只有二千元左右，她丈夫早年由工厂转到酒楼当货仓管理员后，本来每月已能赚到三千元，但三个月前，他任职的酒楼却突然停业了。他只好到一间商业大厦做护卫员，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月薪金二千二百元。不能面对生活挑战
“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当丈夫收入大减又疾病缠身时，五月初，谢玲工作的制衣厂又因未接到订单而做短期停工，使她完全失去了收入。至此，愁容一直笼罩在她的面容上。抑郁不得志的际遇与全家生活的困境，终于使她在前日以死作为“解脱”。
但是若果谢玲地下有知，她也不会有真正的安宁。她去世后，遗下有病的丈夫和三个尚在求学的儿女，一家的生活比她生前更见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