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答外国记者问（下）

问：您刚才说到，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在高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打下了一定基础，有一支力量比较雄厚的科研队伍。您能否告诉我，中国在哪些方面力量较强，哪些方面需要引进外国的技术？
答：实际上我们的国防科技力量大到远远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国防工业在保军的前提下，一大部分力量要转民，搞民品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加快了，也等于促进了国防建设的发展。
问：我的问题是，中国在哪些问题上比较先进，比如您是火箭专家，中国的火箭在世界上是不是先进的？还有哪些方面比较落后，需要外国的帮助？
答：我是一个科技人员，我的思路也许和记者不一样，我要一想这些问题，一项一项的，那就太具体了。比方你说到航天技术，我们的火箭也可以说是先进的，外国不是有人要来买发射卫星吗？我们有一个代表团就在美国商讨这个问题嘛！但是，我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我们做到了这一步，就会想到下一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法新社记者问：一个多月前，中国有一则报道说，中国在本世纪末以前也要搞航天飞机，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定了？
答：我作为一名科技人员是主张发展的。因为，从长远来看，航天事业是人类历史进步的表现，至于在什么时候搞，怎么搞法，那是一个具体问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问：前不久美国航天飞机失事，这一事件对中国人在心理上造成了什么影响？
答：我作为一名科技人员，不能用感情决定问题。从历史上看，人从陆地到海洋有过许多牺牲。后来又从陆地到大气层飞行又有许多人牺牲，现在要到空间去了，有一些人牺牲是难免的。但是历史总是向前进的，这样来看问题就比较科学了。
问：您认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科技管理体制，还是官僚主义，还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答：你说的这些问题都有，我把它说得更简单一些，就是我们要改革。赵总理在报告中一再强调，不改革就没有希望，因此，改革是我们国家当前最重要的事情。邓小平同志提得更高，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你们都知道，中国人一说到“革命”，那是一件很了不得的大事，这可以充分说明改革的重要性。我的认识是，有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改革加以解决。党中央一再说，改革是不会变的，一定要改。我作为一名科技人员，对这一政策是完全拥护的，我们是充满信心的。合众社记者问：您能告诉我们您在文革中的经历吗？您在文革中都干什么啦？
答：文革期间，我就在现在的单位工作，那时叫国防科委。与整个形势有一点不同的是：那时我们集中力量搞核弹、导弹、卫星，这一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聂荣臻副总理具体抓。我们很幸运，由于周恩来的领导，尽管那时形势非常困难，工作还是前进了。所以我们科技人员都很怀念周恩来。
问：中国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核工业吗？
答：我是说，假若客观的环境是谁都不帮助我们的话，中国的科技人员是能够自己干出来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可能从国际上得到技术帮助时也不加以利用，我们是欢迎这种帮助和交流的。路透社记者问：发展核武器的开支是很大的，中国是否通过出口武器，赚一部分钱，再用这些钱来发展新的武器，中国武器出口方面的情况怎样？
答：中国一向的方针是不搞核扩散，不会出售核武器。常规武器可以出售，但是如果要靠这个钱来发展国防科学技术，那是不行的，因为这很有限。《迈阿密先驱报》记者问：您一再说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但是西方总是不太愿意向中国转让武器技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答：我们的国家一再向世界宣称，我们是爱好和平的。而且一再讲，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我们也是严格按这个政策执行的。但是，有些和我们来往的外国领导人还不放心，我们怎么办？只有耐心地做工作。最近，赵总理在“七五”计划报告中讲了对外政策的十条，也是向世界说明我们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乐观的。
问：中国过去主张搞人民战争，现在又强调搞国防现代化，您作为一位军事技术专家，对现代条件的人民战争有何评价？
答：人民战争的概念并不排斥现代化武器，我们强调人民战争的思想，是由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因为国家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如果国家受到侵略，我们必须，而且也只有动员全体人民，投入反侵略战争。这是一个战争的原理问题。至于在现代条件下，如何具体进行人民战争，这是最高统帅部研究的问题，新时代有新时代的人民战争。
问：中国科技人员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
答：我就是一位科技人员。我想，中国科技人员目前最需要的是工作（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