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欧洲文献》说：中国对外援助质量高符合受援国需要

【西德《欧洲文献》半月刊四月二十五日文章】题：发展中国家作为援助国中国的例子（作者西柏林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汉斯—赫尔穆特·塔克）
本身能提供相当数量的发展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为数尚少，主要有中国、印度以及不到十个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数量也很少，共约二亿六千万美元（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用于财政和技术合作。其中中国占一亿三千万美元，即等于发展中国家所支出的总数的一半。
援助的数量虽然是有限的，但据说质量是好的，好于工业国中的某些援助国。这是西方国家政府必须加以深入研究的。恰恰在援助的高质量方面，人们常常提到中国的例子。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中国的发展援助部门设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内，既管提供援助也管接受援助。自一九五三年开始提供双边发展援助以来，中国已提供了三百多亿美元。其中约百分之八十给了“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较小的数额给了北朝鲜、罗马尼亚、蒙古和古巴。其余的给了第三世界的近九十个国家，主要是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赞比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援助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农业与灌溉、轻工业（首先是纺织工业）、教育、卫生和体育。
财政合作的条件一般是：定期二十年，宽限期五年，无息，例外情况下收利息百分之零点五到百分之二点五。有时由于债务国缺乏支付能力而把贷款期延长为二十到三十年，或者把贷款完全变为赠款；也有从一开始就赠送的。往往还商定不必用外汇偿还，而是以债务国自己生产的商品归还——这对债务国更有利。由于这样的有利条件，中国方面估计赠送的成分达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这在国际上也名列前茅。
尽管中国的发展援助总额同提供援助的工业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同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则是可观的。援助的质量是高的。这表现在资助的成分高上，此外也表现在援助措施的安排方式和受援国的反应上。援助与当地情况相适应是一种特征，其表现在面向基层和当地人的参与上，表现在项目的资本密集度低和劳动密集性强上，以及表现在集中力量于农村地区上。中国的长处是，既是受援国又是援助国，并且认为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什么是所需要的，什么是有益的。
虽然数额有限和集中用于重点国家，但是中国发展援助政策的方向从原则上讲是全球性的——对于一个有着这样一种地位的国家来说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和欧洲（主要是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马耳他）从它得到好处。
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是“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在发展援助政策方面是“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而对“自力更生”绝不理解为闭关自守。中国把援助大量用于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这也突出地体现在各个时期有大幅度的波动上。邓小平领导下的新方针中国方面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毛的时代的结束、批判了“四人帮”和邓小平地位上升之后，中国的发展援助政策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有了重大的方针性变化：１、对外政策变得多元化了，因而避免了单方面的重点；此外还搞了非意识形态化。２、在一九八三年赵紫阳的非洲之行以后，人们把周恩来的老的中国发展援助政策原则减少为四条，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和共同发展。３、人们打算少给贷款和赠款，多提供技术援助，特别在发展农业方面和适用的技术方面这样做；也不排除有偿的技术援助；甚至参加合资企业和搞有西方援助国参加的三角合作也是可以设想的。４、增加中国对多边援助的份额。结果和结论发展中国家作为援助国——这首先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主要取决于政治考虑，它们都把对外政策利益和安全利益放在首位，这表现在把援助集中用于某地区上。中国的情况告诉我们，从对外政策的重点出发把援助过分片面地集中于某个地区，从长远看是不行的，会减少选择的可能；在此期间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停止了。这证实了德国发展援助合作一贯面向全球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