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使中国成为新的亚洲龙

【巴西《圣保罗州报》五月四日文章】题：邓使中国成为新的“亚洲龙”（原文提要：参议员、经济学家罗贝托·坎波斯在邓小平开始执行经济自由化计划时，于一九八八○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的六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自行车之国有了小汽车，象北京一类的城市现在成了大型建筑工地。罗贝托·坎波斯认为，中国现在想成为“亚洲龙”之一。）
一九八○年，几乎是在邓小平刚开始实行自由化计划时，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当时还是人们都穿着灰色毛式制服和色彩很单调的景象，进行新的建设的迹象很少。数量不多的小汽车在受惊的骑自行车的人群中穿行。人们有些忧郁，他们已经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但仍沉默寡言。
在不到六年时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京已成了一个大型建筑工地。但是，正如我访问四川省成都市所看到的，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中国内地。在沿海地区，自由企业活动更为热火朝天。
邓的作法表现在什么地方？首先，表现在用有选择的求实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求实主义甚至允许采取某些有利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资本主义
方法”。在一九七九年，邓
就向一位日本来访者提出，中国甚至可能容许建立百分之百的外国资本企业，只要它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符合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现在，在各自由贸易区，只要主要面向出口，外国就可以自由投资。在其它地区，只要采用高技术，就可以逐项得到批准。
邓的作法是以注重效率缓和毛的严格平均主义作法。注重效率预计要在物质刺激方面采取更灵活的态度，而毛曾打算以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
邓的作法是部分恢复价格制度和市场经济。价格不再只反映计划者的优先项目，而应该反映供求的客观条件。尽管要保持中央计划，但努力给予省一级和企业更大的自治权。用共产主义的话说，这表明了“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的区别。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直接，这丝毫不意味着明显地依附于资本主义，仍保留着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原则。
国际开放程度超过也许只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除外的任何其它共产党国家。
在大多数省里，工商联合会和开发公司的宗旨之一是鼓励贸易和技术交流，包括通过在特殊领域建立合资公司。
中国人在明确承认中国技术落后时表现出的谦虚令人感到鼓舞。由于在耐用消费品、商业基础结构和通讯基础结构方面明显落后，巴西人很容易轻视中国的技术能力。但是，由于在核技术和航天技术方面不太明显的优势，上述情况得到补偿。
迫切需要实现国内现代化将使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采取一种和平立场。这项政策的优先目标似乎是：加紧同美国、欧洲和日本签定合同，以此作为投资和技术的来源；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以保证实施发展计划所必需的外部安定形势；收回中国两个生气勃勃的中心——香港和台湾；谨慎地支持第三世界，新中国可能为第三世界做出一种“‘混合社会主义”的榜样，这种榜样要比常规的马克思主义榜样灵活得多。
中国起的作用是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经验：一种更加灵活的社会主义，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吸收市场经济中某些有效和灵活的作法。毫无疑问，“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当代最令人鼓舞的社会工程方面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