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打进了美国（二）

在许多情况下，日本是可以利用它同美国公司建立的贸易关系中发挥影响的。如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和希尔森——莱曼——赫顿公司等华尔街的一些大公司都有日本大股东。
许多同日本毫无经济联系的美国最高阶层人物都是批评家称之为“樱花会”的成员，他们是因为特殊关系和利益，或者出于原则考虑才与日本亲近。有些批评家争辩说，日本的文化外交使得美国人自鸣得意，忽略了日本的经济挑战。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现象，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日本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才得出如下结论：“日本在美国拥有施加压力的手段。”
日本公司每年花在公共关系方面的钱大约是４，５００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用来树立形象的。在美国工作的日本人大约有４０万，其中许多人把促进日本事业看成是他们的工作。这种努力同欧佩克在７０年代与美国打交道时所作的努力完全不同。代表几家日本商人的华盛顿公共关系事务所所长理查德·惠伦说，“日本人更富有，而且他们有一大批能人来办事。”
日本人在美国还有可靠的监听哨，其中包括设在１５个城市的领事馆，他们监测美国的态度，然后报回东京。日本政府还管理日本基金会，它每年在美国要花５００万美元，用于交流计划、教育和图书馆。
日本通商产业省在美国也变得越来越活跃。现在它的一个重点工作是在华盛顿收集情报、拉拢有地位的新闻记者以及在高级饭店里举办高雅的招待会。日本贸易振兴会在美国７个城市里设有办事处。
这两个政府机构辖有不计其数的私营和半私营的组织，其中一些组织由日本和美国共同提供资金。美国至少有２０个城市里设有日美社团，还有几十个城市里有日本商会。
美日基金会在传递日本信息上起着关键作用。８０年代初，在右翼慈善家笹川良一安排下，日本造船业基金会向设在纽约的美日基金会捐赠了４’４５０万美元。美国前驻菲律宾大使斯蒂芬·博斯沃思说，美日基金会是个独立的和由美国人管理的组织，但是日本人依然起着主要作用。譬如，笹川良一的儿子是董事会董事。１９８７年，美日基金会为教育、交流计划和政策研究提供了３００万美元的费用。博斯沃思说，日本资助美国的事业“并非不法的。这是一些国家试图影响我们政策的通常办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