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名人谈台湾现存问题

台湾《天下》月刊四月号发表编辑部按语说：“不可否认，目前台湾朝野之间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似乎逐渐在产生差距。人与人之间逐渐缺乏互信，代之而起的是猜忌与怀疑。社会似乎也缺少了共识。许多人都批评这个社会价值混乱、急功近利。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此，《天下》杂志特地抽样访问了四十位台湾名人。
前“行政院长”孙运漩说：“我们社会当前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脱节，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脱节。”他说，“现在社会金钱万能这种观念非常坏，为了金钱，造成了许多罪恶”。“外来的困难，再怎么困难，只要我们了解，就可以应付，就怕没有忧患意识，人家糊里糊涂就过了，这是危险的。”
台湾经济学家王作荣说：“我们最需要大思想家。台湾缺乏共识，虽然不是纷乱状态，但却各做各的”。他说：“官员不容易成为思想家，官员有权威，但民间不信任”，“这种思想领袖一定不受现实环境约束，有自己一套想法，甚至与当政者以至现存制度不一致，这时就需要容忍的精神，否则大思想家也很难有发展。”
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光中说：“台湾因人民不守法造成的现象，从交通紊乱、污染泛滥、走私、抢劫到经济犯罪，在在显示法治社会尚未成熟”。
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李亦园说：“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太专了，现代人最缺乏宽广的心胸”，“无法接受别人的看法，只要别人意见与他不同，就认为别人是算计他。”他认为台湾“最需要蔡元培这样的人”，并指出：目前台湾学术界“真是老成凋零，更糟糕的是为服务各种雇主，创造假知识”。
台湾艺术学院教授何怀硕说：“台湾迫切需要具备现代知识、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的意识和修养和深具开创能力的各级领导人才。”他说：“出自旧社会、老一辈的政坛人物，过去曾发挥相当的力量，但随着日高的年事，他们难免与时代脱节，如果长期领导，必然有反知识、反理性的倾向。”
台湾“外交部北美司长”章孝严说，台湾“当前急需面对的是信心问题”，“外交部”的一些人也“信心不足，战斗意志不够，推展对外工作就显得有些被动、保守”。他把这一问题归因于台湾许多人“低估了自己，产生了妄自菲薄的心态”。
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说，台湾“最需要能超越小我，以大我为念”的领导人物。
台湾生产力中心总经理石滋宜说：“现在我们太多‘不做不错’的人，尤其在老化的组织。有几十年、上百年历史的组织，而且组织越大越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既得利益者越多，每个单位的本位主义也越严重，每个人都为保护这个组织而做事。”
台湾著名电影演员孙越说：“台湾每个人都拼命赚钱，是非观念愈来愈薄。整个社会出现一窝蜂。一窝蜂造成恶性竞争，结果秩序无常，作奸犯科比比皆是。”
台湾前“国防部长”俞大维说：“台湾的经济虽然越来越繁荣，社会治安却越来越坏。十五六岁的小孩杀人、怀孕……说实话，警政署长也没法子解决，问题出在基本的教育——做父母的没有把小孩教好。而我们的学校教育里，从来就没有教学生如何在近代社会做一个好公民。”俞大维说：“我认为，台湾目前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塑泥娃娃’。”
（刘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