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白人世界争得一片天

【台湾《中央日报》文章】题：在耶鲁的白人世界争得一片天（作者台湾中研院人文组院士、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景汉）
１９４５年大学毕业后，我暂时在上海的联合国总署做事，同时准备申请到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到了西雅图，寄住在一位老太太家里（因没钱住学校的宿舍），我几乎只要是一睁开眼睛，就想着念书，没有任何别的娱乐和消遣，一天２４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外，所有的时间都投在读书上（泛指听课、看书、做习题）。在我住的门口对面，有座学生电影院，然而，３年来我却一次都没进去过。
在大陆上念经济学比起在美国念，方法上大不相同。在美国经济研究所的课程里，高等数学占着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利用很多的数学观念来研究经济，而在大陆却不需要（这也是我当初填考经济系的原因之一）。我一向数学不好，这下可惨了。幸好学校里数学系有个姓梁的中国学生愿意教我微积分。于是那个暑假，我便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靠着梁先生教给我的基本观念和自己咬牙肯拚的劲，做遍了所有微积分书上的习题，最后终于弄懂了这门基础数学。后来。我于是又拼命地旁听了大学的许多代数课程，以弥补在大陆大学里所学的不足。我这样子一边念经济学，一边充实数学课程，到我后来取得博士毕业时，起码选了将近３０门之多的数学课程，从小对数学的恐惧至此也早已消失殆尽。
我在１９５２年念完博士，成绩虽然不错，但中国人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例子尚为罕见，一时间要找个教职工作还不容易，后来先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大学里教了４—５年。由于嗜“读”的习惯早已养成，故在教书之外，还是时刻不忘念书。
然而，又有另一个契机扭转了我的一生。在我念研究所时，“经济发展”还不算一门单独的学问，直到后来有机会到巴基斯坦的一个美办经济研究所研究“经济计划”时，我才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的现象，钻入‘‘经济发展”的研究领域。
１９５８年，我从巴基斯坦返回美国后，开始陆续发表有关“经济发展”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旋即被耶鲁大学挖了过去。但耶鲁大学似乎觉得我发表的文章不够份量，不肯给予我永久职权，我因此在教满３年后赌气离开耶鲁。
然后，我就去了康乃尔大学，在那里有很多念经济学的中国学生，李登辉就曾经作过我的学生。我在康乃尔３年期间，精研此一经济学里的新兴科目，声誉日隆。最后又被耶鲁大学给前来求了回去，终于泄了胸中的一口怨气。
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在耶鲁执教，已历２０余载。对于我能在全是白人天下的耶鲁教职圈里争得一席之地，也觉得颇为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