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什么杀人

3月27日，法国巴黎郊区楠泰尔市议员遭到枪击，凶手里夏尔·杜恩造成了8人死亡、19人受伤的惊人惨剧。这是近年来法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事件，引起了法国社会严重关注，很多人认为这起罕见的恐怖案件的发生与近两年来法国社会治安不断恶化不无关系。而此前，里夏尔曾是一名人道救援行动成员
【法国《问题》周刊4月5日一期文章】题：杀人犯的人生旅程
里夏尔·杜恩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才制造了3月27日的枪击议会惨案。他的杀戮行动其实经过了长时间的计划和准备。通过其亲属和朋友的回忆，通过回首悲剧发生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偏执狂最终走向杀人犯罪的人生轨迹。
“我想死，因为我是一件东西，而且是垃圾。”
——里夏尔·杜恩
里夏尔·杜恩最喜欢的书是米歇尔·德格朗热的《我恨你》。此书开篇第一句话：“我是你的垃圾，我要毁了你。”
里夏尔把这本最喜欢的小说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格尔勒·克莱因。克莱因是名演员，今年28岁。12年前他们在楠泰尔市的保罗—郎之万中学相识。里夏尔当时是学校的学监，和在该校读书的学生克莱因结下了友谊。克莱因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他回忆说：“那时他来医院看我，对我说：‘好样的！你的行为真叫勇敢。’”
克莱因在书柜里找到了那本红色封面的小说。“里夏尔叫我读读这本书。我已经读过了。我明白主人公‘让’就是他。”书中的“让”是一名青年男子，同父母一起住在巴黎郊区。他梦想一个没有堕落、没有腐败的世界，最后他沉迷于制造恐怖。书中的主人公说自己“被撕碎了”、“被谋杀了”，“被玷污了”，说自己是“垃圾”。这些词在里夏尔写给母亲的遗书中可以找到，在他被捕后在警察局所作的口供笔录中也能看到。里夏尔在巴黎警察局跳楼前还对负责调查的刑警说：“我想死，因为我是一件东西，而且是垃圾。”
33岁的里夏尔靠失业救济金生活，他一直同母亲一起住在70年代贷款买下的一幢小楼里。母亲斯泰法妮娜现年65岁，1958年同丈夫一起从斯洛文尼亚移居法国，她当时怀着一个女儿。十年后里夏尔出世，他的父亲只是母亲生活中的匆匆过客，里夏尔出生刚满一周他们就离了婚。
儿子出事后，可怜的老妇人闭门不出，不接待任何来访。她只是透过半掩的窗户，用疲惫不堪的嗓音对守候在窗外的记者说：“里夏尔是意外怀上的孩子，他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可是我们不能强迫自己喜欢本来不想要的人。我是在他慢慢长大以后才逐渐开始爱他的。”里夏尔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他给自己杜撰了一个父亲，说他是一名被杀害的斯洛文尼亚反对派。
里夏尔实际上是由同母异父的姐姐罗曼娜带大的，为生计操劳的母亲忽略了儿子的成长。十五六岁的时候，里夏尔开始渴望了解父亲。他要求母亲给他看看父亲的东西，可母亲甚至连张照片也拿不出来。里夏尔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孤独自闭。
“当里夏尔向权力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是在向那个看不见的父亲发泄怨恨。”——犯罪学家洛朗·蒙泰
从前里夏尔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帕斯卡尔是他的小学同学，他说里夏尔“开朗、善良，在班里学习很好，教师和同学们都喜欢他”。可到了中学，里夏尔开始逃课，郁郁寡欢，不爱跟人说话，整天埋头读历史书。不过他最后还是上了大学，拿到了历史专业的文凭。
1990年6月29日，里夏尔吞下心理医生开给他的所有药片企图自杀，最后因为母亲及时发现而获救。两年后他再次自杀，又没有成功。1998年7月10日，里夏尔曾经在巴黎大学生心理救助办公室持枪威胁过一位接待他的女心理医生。
实际上里夏尔从15岁就开始经常去看医生。但是他并没有积极地配合治疗。他总是在感到不适的时候才吃药，并且总是大剂量服药。枪杀案发生的前一天他就吃了很多药。
里夏尔不让家人看电视，他说电视让人头昏脑涨。家里的气氛压抑沉闷，母子俩很少说话。里夏尔宁肯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母亲把饭给他端上去。他和姐姐的关系也不融洽。现年43岁的罗曼娜住在巴黎，在首饰店工作过，后来失业在家。她来楠泰尔看望他们的时候，弟弟都不肯走出自己的房间。
里夏尔的感情生活一片空白，据熟悉他的人说，他一生中只有过一次恋爱经历，是跟一个斯洛文尼亚女孩。他觉得他们的分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
缺少父爱是导致里夏尔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犯罪学家洛朗·蒙泰认为：“滥杀无辜的杀手大多数都不认识自己的父亲或者很少见到父亲。而父亲象征着法律。当里夏尔向权力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是在向那个看不见的父亲发泄怨恨。”里夏尔知道母亲本来不想要他这个孩子，尽管她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说过。于是他要不惜一切地同虚伪作战。这成为他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顽固念头。他之所以憎恨议员，是因为在他看来，政客的作用就是骗人，杀死这些人，就是在消灭虚伪。
里夏尔觉得，暴死是虚伪的对立面，只有它不能被拿来骗人。1998年，他和克莱因一起去了以色列，参观了那里极端情绪最严重的犹太人定居点。他为狂热分子巴鲁赫·戈尔茨坦的故事激动不已。1994年巴鲁赫闯进一家清真寺，开枪打死29名正在祈祷的穆斯林。克莱因觉得里夏尔制造的楠泰尔血案很像巴鲁赫的那次枪杀事件。他回忆说：“当时里夏尔在巴鲁赫的墓前默哀，还让我给他拍照留念。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这个行为本身的残暴，而不是巴鲁赫所捍卫的事业。他对我说：‘你看，他知道自己会死，可他没有退缩。他有勇气干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
“我想他憎恨议员，而不是其他人。所以事发那天晚上，一直等到公众都离开市议会大厅以后他才动手。”——楠泰尔市人权联盟主席罗莎娜·莫兰
今年3月27日，里夏尔冷酷地向议员们疯狂扫射，总共射出37发子弹。他在大开杀戒的前一天写了三封遗书，说他为了证明自己也很重要，他“想杀人然后自杀”，但是没提准备拿谁当靶子。他把第一封信放在母亲床头柜的抽屉里，把另外两封信寄给了他在波黑参加人道救援行动时结识的两位朋友。这两人中一个是西尔韦娜。里夏尔在信中说自己对她充满敬意，因为她抚养教育了严重残疾的女儿。
里夏尔向警察承认，杀人的念头在他脑子里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星期。1月份的时候他就请求克莱因帮他搞一把冲锋枪和可卡因。可朋友拒绝了他的要求。屠杀事件发生前的那个星期天晚上，里夏尔7次打电话责怪克莱因。“他告诉我要发生一件事，而我要对此负责。我当时以为他可能要自杀。”
第二天早晨，里夏尔在楠泰尔市场广场上转悠，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事发那天他也穿着这件衣服。当时他没像平常那样拄拐杖。他膝盖疼痛，两条腿罗圈得非常厉害，已经做过九次手术，但没有什么效果，因此平时手里总是拿着拐杖。那一天，同家人一起在此购物的罗莎娜·莫兰碰见了里夏尔，对他的这些细微变化感到吃惊。她是楠泰尔市人权联盟主席，跟里夏尔很熟。莫兰回忆说：“他那天看上去脸色很糟。我以为他长胖了。现在想来，他当时身上很可能就藏着枪。”那天市长雅克利娜·弗雷斯正在广场上给共产党总统候选人罗贝尔·于拉选票。莫兰觉得里夏尔那天是想枪杀市长，可是因为担心伤及周围的人，所以放弃了行动。莫兰说：“我想他憎恨议员，而不是其他人。所以事发那天晚上，一直等到公众都离开市议会大厅以后他才动手。”
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人都说，几个月前他就开始表现出对政客的痛恨。去年11月11日他跟母亲碰巧都去楠泰尔公园参加一个纪念仪式。母亲回忆说：“他坐在我旁边，用手一个个指着那些议员，说他准备把他们全都杀死。他指责他们腐败透顶。”他对克莱因也说过同样的话。几周前他们最后一次散步时，这个未来的杀手指着一些议员的公寓说：“他们口口声声说要改善社会福利待遇，可他们自己住着五、六、七居室的大房子，而有些人却睡在大街上，真让人恶心。”
“能对别人有用让我感觉很好。”——里夏尔·杜恩
里夏尔关心政治，市议会的每次会议他都去旁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公民责任心。他每天读报，还把感兴趣的文章做成剪报。里夏尔只爱谈政治，这是他最大的嗜好。
去年7月他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回来以后，其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偏激。他在热那亚看到警察暴力镇压示威群众，有一名示威者被打死。里夏尔很受震动，回来后对克莱因说：“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里夏尔的疯狂之举是一种被错误理解的政治文化造成的。他的脑子里渗透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他上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近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派有过来往，房间里还挂过格瓦拉的画像。他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富人的世界，另一个是下层人的世界。他认为自己更接近那些被剥削和受压迫的人。好几年的冬天他都和克莱因一起，自己掏腰包买食品和被子送给街上无家可归的人。
生活中最让里夏尔兴奋的冒险经历就是执行人道使命。1992年他赴波黑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后来又去科索沃为人道救援小组当过翻译。他对母亲说过：“能对别人有用让我感觉很好。”像许多大开杀戒的狂人一样，里夏尔越来越压抑自闭，逐渐陷入狂热的妄想之中，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危机。他一生中唯一能让他引以为荣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人道救援行动。可是2001年11月的最后一次行动时，在运送救援人员去科索沃的途中，里夏尔驾驶的小面包车失去了控制。虽然没有人受伤，可是汽车报废了。这使里夏尔的自信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当时非常懊恼、自责，把头往汽车上边撞边说：“是我毁了这次行动。我差点让大家送命。我真是个废物。”这次事故让里夏尔产生了负罪感，他从此精神崩溃、一蹶不振。后来他断绝了和志愿者朋友的一切联系。有朋友打来电话，他就说：“我是个废物，别管我了。”
3月28日上午10点20分，里夏尔从警察局五层楼跳楼身亡。母亲准备把他火化，因为她不愿看到人们往儿子的坟墓上吐唾沫。
图片说明

图1   法国司法机关出示的里夏尔照片。这次事件发生在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开始之前，犯罪率的上升已成为选举中被关注的主要问题。

图2   1993年里夏尔在家中

图3   1999年的里夏尔

图4   4月2日，人们在一个纪念会上向枪击惨案的死难者献花。

图5   里夏尔在被捕后跳楼自杀